科学传播效果之不对称

武夷山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杂志2014年第4期发表荷兰学者Peter Achterberg的文章，Knowing hydrogen and loving it too? Information provision, cultural predispositions, and support for hydrogen technology among the Dutch.

本文以氢能技术为例，考察荷兰公众获取关于该技术的信息后是否改变其对该技术的支持程度。调查对象是有代表性的1012人。每人被给以7条随机抽取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基调”可能是正面的（支持发展氢能技术）、负面（反对发展氢能技术）的或中立的。调查结果与框架理论是一致的。对于那些本来就对科学技术高度信任的人，正面信息可强化其对氢能技术的支持，负面信息可减弱其支持性态度。对于那些本来就对科学技术不信任的人，无论获取什么样的信息都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中间派”人群（他们对科学技术有所信任，但信任度不很高）本来就应该是科学传播的重点对象，但本研究吃惊地发现，对于这个人群，即使接触正面信息也不能使其更加支持氢能技术。

博主：对于原本高度信任科技的公众，接触负面信息后会减弱对有关技术的支持；对于原本对科技信任程度不很高的公众，接触正面信息不能使其加强对新技术的支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科学传播效果之不对称”。迄今似乎未见过国内有类似的调查研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调查，且得出与荷兰调查类似的结论，那就对媒体宣传部门敲响了警钟――别以为你们只要加强某种声音的宣传，压抑另一种声音，就能达到目的。你瞧，负面信息使本来支持科技的人也不太支持了，而本来不太支持科技的人对于正面信息是无动于衷的，那么，所谓“加强宣传”有什么用？

无独有偶。本期杂志另一篇文章（Contested evidence: Exposure to competing scientific claim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banning bisphenol A） 调查了946名美国公众，考察不同说法（claims）对公众是否支持政府制定禁用双酚A法规之立场的影响。研究发现，接触到“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双酚A有害人体健康”说法的人，就不太支持政府制定禁用双酚A的法规，但接触到“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双酚A有害人体健康”的人，并未比过去更强烈地支持政府制定禁用双酚A的法规。瞧，另一个国家的调查，仍然出现了传播效果的不对称。

总之，科学传播效果如何，一定要依靠事后的调查，不能想当然。不然，科学传播可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事与愿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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