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既有赖于各项制度的改进、完善，也离不开理性、健康的“院士文化”。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上正本清源、不能在行动上改弦更张，任“院士崇拜”继续泛滥，恐怕改革的道路会很艰难，其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两年前，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媒体同仁一起采访国际著名植物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当大家纷纷以“朱院士”相称时，他摆摆手：“请不要叫我院士，直接叫名字好了。”

这句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笔者认为朱建康婉拒“院士”称呼是因为他本人太谦虚，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个荣誉称号，无论是学术活动还是其它社交场合，都不把“院士”作为称呼公开使用，更没有谁会把“院士”印到名片上。

反观我国，“院士”则变得像某种职务或职称，成了习以为常的正式称谓。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院士参加，主持人都要特别介绍某某是“中科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否则就好像对他（她）不尊重；就是记者写科技类的稿子，也要想方设法找个院士“一睡定音”，否则就担心不够权威。

仔细想来，这种“言必称院士”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误把院士这个“最高学术称号”等同于“最高学术水平”。其实，评选院士所依据的，是其以往的学术水平和科技贡献。正如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所言：获得院士荣誉称号仅仅意味着既往的学术成绩和贡献得到认可，但科学探索和创新之路永无止境，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划等号。更何况，我国的科学家当选院士时大都六七十岁，已过了创新的巅峰时期，很难再“梅开二度”。对此，已故院士王选有清醒的认识：“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他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我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院士还是被有意无意地视作“最高学术权威”，以至于“院士崇拜”无所不在：科研立项必须要有院士牵头，否则就不够权威；申请课题必须要有院士领衔，否则就可能被“拿下”；成果鉴定如果没有院士主持，就会被认为“没有档次”；学术会议如果没有院士坐主席台，规格就上不去；大学校长如果不是院士，学校的水准就会下降。许多大学、科研单位和企业更是把拥有多少院士（哪怕是重金聘来的院士）当成炫耀的资本，一些地方甚至把“填补本地区院士空白”当作衡量官员“科技政绩”的重要指标……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误导，让院士这个既非职称、更非职务的荣誉称号日益功利化，加剧了院士增选的暗箱操作，既损害了院士群体的声誉和尊严，也破坏了“学术平等“的创新氛围，还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青年人才的成长空间，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中央之所以力推院士制度改革，旨在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定位，以更好地发现、培养拔尖人才，更好地激发整个科技战线和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既有赖于各项制度的改进、完善，也离不开理性、健康的“院士文化”。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上正本清源、不能在行动上改弦更张，任“院士崇拜”继续泛滥，恐怕改革的道路会很艰难，其成效也会大打折扣。（本文7月2日在人民日报刊发，编辑有所修改，题目改为《不必“言必称院士”》——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