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教师   郭 楠

约10年前，巴金先生去世了。前几天，我在书店见到了作家出版社再版的五集合订本《随想录》。捧起《随想录》，一个形象越来越清晰、熟悉，那就是可亲可敬的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名字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在历史课上，他似乎属于民国的旧时代，属于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对我们这些吃汉堡、 听MP3的一代而言，他已经很遥远了。对我们而言，他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符号，属于某段过去的历史，和我们的现时代并无关联。

如今，捧着沉甸甸的《随想录》，我感到先生面影逐渐清晰、亲切，仿佛并未离开。从《随想录》第一集慢慢读到最后的《无题集》，我仿佛和他越来越熟悉。读着他平实、真挚的字句，仿佛在听亲人回忆过去的时光、诉说身体的病痛和对世事的感叹。

全书最令我感动之处，是巴老纪念亡妻的那篇《怀念萧珊》。字里行间，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巴金先生对夫人的依恋、怀念和……愧疚。萧珊女士最初是他小说的读者，后来他们相识相恋并结合。在战争年代，他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每当巴金先生遇到困苦的时候或者朋友们都各奔前程的时候，夫人总是亲切地对他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巴金先生在单位里被当作“罪人”、“贱民”批斗。但是一回到家，看到夫人的面容，他满脑子的乌云就都消散了。在那样艰难的时世里，和夫人的相濡以沫给了巴老多大的安慰啊。

然而，先生的十四卷文集在文革中成为“大毒草”，萧珊女士也成为“巴金的臭婆娘”被批斗，积劳成疾，癌症病发，不久就去世了。更遗憾的是，夫人去世时，先生不在他身边，没能跟她见最后一面。先生的遗憾、愧疚可想而知。

当我在《怀念萧珊》中读到先生在太平间门口看到夫人的遗体，“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我的眼泪便扑簌簌地滴落在纸页上了。我耳边仿佛听到先生痛心地低声唤着：“蕴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说，等到他去世，要把他的骨灰和夫人的骨灰搀在一起。如今先生已逝，不知他的这个愿望是否实现了？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巴老所说的：要讲真话！他是国人中少有的坦诚的人。他勇于剖析自己，把文章当作手术刀，切刮十年文革留在他身上的脓血。他敢于直陈丑恶，把文章当作利箭，射向林彪、四人帮一干人等，射向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欺世盗名的强盗们，射向文革留给社会民众的后遗症。他直言社会弊病，指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官僚风气、买卖婚姻、填鸭式教育仍在腐蚀着社会主义社会……

巴老的勇气令我钦佩。讲真话难，难在讲真话不合时宜，难在会得罪人，甚至于丢了性命。文革时，巴老就因为十四卷文集的白纸黑字无辜受屈，受尽折磨。但他在灾难过后仍然勇敢地站出来，直指形形色色的卑鄙与丑恶，直言社会需要讲真话，办实事。即使在拼尽力气喊出“要讲真话”以后遇到极大的压力，受到种种流言的袭击，他仍不屈服。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品格。

在《随想录》发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要讲真话”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歌功颂德、虚报数字、缺乏诚信，正是当今社会的不良现象。讲真话仍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什么时候，“讲真话”不会再是一种社会理想，而是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准呢？到那时，若以此告慰九泉下的巴老，他想必会很欣慰。

（ 《随想录》 巴金 著  作家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