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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点评: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关于技术引进和相关产业政策缺乏有机配合,与科技政策的配合更不协调,结果形成"饮鸠止渴"的引进政策,后果近几年累计效应显现出来,并逐步形成危机.下面这篇文章以数据和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供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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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已相对落后
一、
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辽宁省的电子工厂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就连以前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而现在中国的电子工业却远远落后。中国手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芯片全是外国的。有关专家说,中国的手机业目前“毫无前途”。电脑的关键设备都是外国制造的。
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观察,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20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
毛主席时代70年代末中国能制造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而现在中国却不能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放弃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机的研制,转而天真地幻想和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波音公司合作,结果1997年波音公司放弃了和中国的合作。中国航空工业黯然失色。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能够研制世界一流的红旗小汽车。然而今天撇开中国汽车工业繁荣的虚幻,才发现,除了60年代研制出来的红旗,中国的大街上竟没有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连现在的红旗,身上也到处是外国的进口零部件。
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引进日本的新干线。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1975年中国就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中国70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
中国的武器装备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先进的作战飞机和驱逐舰、导弹都是来自俄罗斯,预警飞机要从以色列购买,还有很多武器来自欧洲等。而当时,中国1970年下水的导弹驱逐舰在世界首屈一指,核潜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中国成为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战略战术导弹不比美苏差多少,特别是蚕式导弹世界闻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行设计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技术能力与苏联仅相差5年;1969开始自行研制预警机“空警1号”;1975年建成的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110单脉冲跟踪雷达探测距离2000-3000公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67年开始设计,1977建成下水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
核电站是重大的基础设备。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本来已能设计建造核电站,但后来能力丧失技术落后却从法国、俄罗斯要关键技术,还引以为豪。
二、
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者。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三、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发展基础工业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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