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和我关系较好的中年教授（也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和处级干部）经常会来我办公室聊天，通报他课题组科学研究进展及国内学术界的相关新闻，同时也是想从我这儿听到一点忠告。我已经正式退休，最近几年较少参加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这类消息一般不太灵通。当然我科研还在继续，所以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信息依然“在我心中”，因为，还要“发挥余热”，在学术方面“继续革命”。一天，这位中年教授在我办公室聊了一通后，我建设性忠告他，能否减少点应酬，以便将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科研上，让自己始终处在学术第一线，同时对身体也很有帮助，长期生活快节奏和不规律（10年前就买了一套好房子没有住，依然住在学校小房子，平常多半在食堂用餐），迟早身体是要付出代价，到时后悔莫及。他说实在也是无奈，但要放下那些应酬也心有不甘，因为，在中国学术圈子里面混还需要这些，否则容易“落伍”。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这篇博文选题由此而来。

我是通过两个途径判断一些中青年专家学者已经不在科研第一线的基本事实：首先从一些媒体和自己观察，发现这些专家教授平常整日忙于应酬。例如各种评审、项目立项论证、中期检查评估、座谈、陪上级领导转悠，还有陪一些生产企业（横向项目的甲方）人士周旋在酒桌上，有时喝它一个天昏地暗。这些人几乎在办公室不能连续呆上一周，即使人在办公室，也是座机和手机电话不断，很难静下心来思考点学术问题。此外从学术杂志上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尽管由于这些人学生较多，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可能不少，然而，这些论文中这些学者的实际贡献可能很少，甚至没有，通讯作者也可能仅仅是程序上的事情。如果碰到很有个性学生，论文作者就“一元化”（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词汇，指党政一人抓，这儿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为一人现象）。当然，我也看到周边一些专心做学问的人（往往是少数几个杰青和长江学者，号称双料学者），其中有的和我关系很好，我常在他们耳边吹风：“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专心做学问单纯和简单，那个领导敢怠慢你们这些双料学者，就从他们的“政绩”来讲也需要你们多做贡献，为领导脸上贴金，你们是学校最有尊严群体（当然人数很少），再好别惦记当官”。听说我们学校一位院士公然反对他的2位学生（一位杰青，另一位双料）参与学校处级官员竞聘。

那么造成当下一些学者热衷于游离在学术一线外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只要注意观察一下近些年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迅速兴起和迅猛发展的“官场文化”，我们就不难找到其中主要原因。我看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是那些科研起步比较早的学者，他们中有的在国外好学校获得学位，经过了较好的科学训练，也取得过一些好成果，回来后很快被领导看重。其中有的人经不住“官场”诱惑，欣然接受“双肩挑”（当然也有人有意为之）。他们最初也许有一些正面想法，认为当了官可以享用更多单位和国家资源（包括项目、科研平台和招到好学生等），出更多高水平成果，于国于己都有利，似乎是个正面的双赢结果。但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的官场文化怎能让他们一厢情愿地实现那个“双赢”梦想。到头来，实现的是另类的“双赢”，满足他们一点“个人虚荣心”和“个人私利”，距离他们良好初衷和愿望越来越远。

第二类属于交往“能力超强”，酒桌上可以放倒一片官员的学者。在这类专家学者起步阶段还是老老实实做了几年学问，也取得了一些像样成果，为此，他们获得了一些正面社会声誉。然而，多年之后，一方面经不住金钱诱惑，另一方面对枯燥无味的科研工作开始厌烦（他们的心底可能本来就缺乏对科学的热爱）。这时他们交往能力强的优势开始显现。他们主要工作变成跑项目，搞公关，实际变成“科技经纪人”或“科研包工头”，学生们称其为老板。这些学者再也没有太多时间亲自阅读同行文献，尤其是国外同行英文文献，脑子里面仅存的一点专业信息要么吃老本，要么利用各种评审和相关会议获得一点国内信息。跑来项目主要靠学生们完成，或者分包给其他老师。学术论文的贡献自然主要为学生。听话学生也会考虑老师感受，将老师列为第二作者同时兼通讯作者。如果碰到有点个性学生就单独署名，将老师晾在一边，记得科学网上曾经出现一篇博文说这个事，其实学生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按科学贡献署名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做法，不能责怪学生。不能因为你是老师就强行要求署名，甚至要求当通讯作者，如果那样就是学霸。

我曾经和一位正处级兼教授博导学生真诚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位学生已经担任了较长时间的正处，在工作繁忙之余，日夜兼程做科学研究，还是出了一些我认为的好成果。在我眼里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老师中一个真正能做学问的人，开始初露锋芒，如果能够卸下行政职务，安心学问前途不可限量。在换届时我们之间交流很长时间，我真诚希望他能从正处级岗位退下来，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中，遗憾的是最后我还是没有能说服他。据我了解，尽管欧美国家大学双肩挑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国情不同。人家行政管理规范，职员化和社会化，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等，使得一些“双肩挑”学者在工作之余有时间和精力完成相应的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任务。

我认为强调中青年学者应当坚守科研第一线，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在大学体现了“教授治学”的本质，如果我们一部分优秀中青年教授不再位于科研第一线，显然是一种学术资源浪费，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也是一种损失。另一方面，当一个地方的社会环境，在学术机构内不再能够吸引优秀专业人员安心学问，在企业不能吸引他们安心工作和技术研发，这个单位或社会一定存在问题。一个崇尚权利和权贵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其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一定会存在诸多问题。在我们的大学，如果学生们不是崇拜学术权威和学术本身，而是崇拜行政，例如一个大学几十教授和副教授去竞聘一个处级岗位时，这样的大学一定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