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学术会议往往遇到一种尴尬，报名的人多，听会的人少，即便听会的人有一些，会上鸦雀无声的多。在中国搞讨论班，往往没人提出问题，经常冷场。在以科学研究教育交流为主要平台的科学网上，谈跟科学有关的比例也并不大。难道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么？难道我们没有什么想法不值得交流么？难道我们做科研搞教育没有任何的心得体会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原因一、自卑的心理。中国人真正大规模做科研，还只能算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建国初期只以海龟为主，两弹一星只能算是举国工程项目。文革就谈不上什么科研，寥若晨星，能做科研的人不是去做两弹，就是进了牛棚反思。短短三十余年，中国人刚刚在科研的舞台上露面不久，似乎对这个舞台环境还不够熟悉，比较胆怯。尤其是读书的过程中学习的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包括权威都是来自于西方，对于中国人是否适合做科研，还有没有像样的题目留给中国人去做，很多人在早期都是存有疑问的。80年代，这种声音并不罕见。现在学生并没有本质的改善，他们读外国人的文章往往觉得高深，读国人的论文总觉得不够高明。事实上，可能从论文质量上正好相反。但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怯懦，让我们束手束脚，连带我们在交流的时候都不敢大声。当然，语言作为一个很大的障碍也算是国际交流中的一个理由，可是这个理由并不是那么靠得住。在都是中国人的会议上，我们一样可以看到鸦雀无声。这是另一种怯懦。每个人都把自己包装好，生怕出口犯错，毁了自己的形象。

原因二、保守的心理。中国人参加学术交流大多数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找到一两个合适的题目回来做；一个是攀上一两个大牛以期未来能合作。两者都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学术交流真正的目的不是教练和学生的交流，也不是纯粹为了搞外交。尤其是内部交流的时候，更不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吸收点养分。记得10多年前，很多人投稿一个杂志，还特别担心审稿人会剽窃。更别说在一个公开场合谈自己的想法，更有可能被别人合法的拿走。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心理和小农意识。参加学术活动也快有20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惊天动地的好想法，也没有看到国人做出来惊天动地的大工作，了不起也就是多发了几篇论文而已。这说明我们所担心的那些想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并不高明的，仅仅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小问题。越是不交流，越是觉得自己的想法需要做好。岂不知，如果大胆的提出来，说不定会遇到互补的想法，甚至是几个互补的想法，很多小的想法融合起来，就可能是个真正好的大想法。就好比，一个珍珠可能并不珍贵，但是许多珍珠巧妙地穿起来，就可能成为珍品。我们由于保守，可能失去很多一起创造好东西的机会。

原因三、怕出头的心理。中国人因为语言获罪的历史很久远，因为语言被人鄙视也很普遍。国人喜欢安静的躲在自己的角落里，时不时的拿出点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看看。这种文化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教育的缺陷。我们习惯于鼓励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不喜欢老提问题的孩子。喜欢一个安静的孩子，不喜欢一个嘴巴快的孩子。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喜欢说话，在心理就认定这个人做事不行，靠嘴皮子，而不是真正听听他/她说的到底有没有意思。可是这种社会氛围并不是其他生物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塑造的一个群体。每个人都担心别人用对自己不利的方式对待自己，因此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压抑的氛围。

原因四、权威崇拜的心理。在中国，只有名人和权威有公共话语权，也只有他们的话才有人去听。这是一种名人崇拜效应，更是一种成王败寇心理在作祟。只要成为了名人，似乎说的话都是真理，什么都可以说。而普通人即便说的更有道理，也没有人去听。这在很多层面都很常见。实际上，对于很多话题，只要深入下去都是很专业的话题，可能这些话题恰恰不是那些有资格说话的人能够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术业有专攻，只有那些认真思考并且有真知灼见的人说的话才真正值得听。黑格尔在成名之前就是个中学校长，如果在中国，这个中国校长肯定被批判为不合格。不好好做自己的校长，胡扯什么哲学，但是黑格尔的哲学并没有因为他是个中学校长而没有被承认。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我们对于真理，或者有价值的想法的判断力还非常欠缺，我们需要借助于包装才能辨认真假，而自己缺少起码的鉴赏能力。

原因五、急于出位的人毁了话语平台。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个浮躁的时代，名人们不时的要创造点新闻，有时候甚至不惜制造花边新闻以引起关注。这都是急于出位甚至上位的表现。这些表现自然让观众以为凡是表现的人都是急于出位的。这是另一种惯性思维，也是另一种缺少判断力的表现。明星或者名人之所以想到用花边新闻吸引眼球，也正是迎合了这样一群口吻的听众或者读者。如果他们假设听众或者读者都是有独自的判断力的人，他们会随便去说吗？更可笑的是，社会的商业也在追逐这种不高明的手段，有些名声很差的人也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广告订单，这样的做法无疑让我们怀疑我们社会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听众、说话者、商业推手，不断的塑造一个又一个荒唐的故事，最终就毁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最终的结局是，谁的话都不可信，都是在忽悠，都是在追逐利益。公共话语的信用的消失，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实际上，在中国的今天，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我们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上还有很多非技术因素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还不能仅仅交给几个具有决策权的人去做，需要开展广泛的讨论。我们需要有很多真知灼见的想法发表出来，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星星之火变成燎原，让未来的社会环境朝着更有利于创新的方向发展。我们也希望能够主动创造一个宽松的话语环境，当然也必须是个相对清洁的话语环境，让更多有想法的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以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如果一个人的话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我们希望他获得该得的一切。乐见别人贡献想法，首先从自我开始，主动先拿出一些，然后别人可能会拿出更多。不管是科研思想，还是科研的方法，还是科研的历史，科研能力的教育等，都会对我们开展科研带来必要的帮助。中国不是在这方面说的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没有话题可说，而是我们 不敢说，不想说，不去说。勇敢的说出来，受益最大的也一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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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