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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学术环境必须从源头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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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学术环境必须从源头着手
刘浔江
我们今天讨论“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不涉及造成今天各方面、特别是学术界浮躁的“官本位制”的这一主要原因。“官本位制”本是从货币现象中借来的一个词语（如货币制度中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等），用来泛指一切官方或非官方的职位都用政府或军队中官员的品级来说明。虽说这词不是政治、行政学界中的专业术语，但它却简明而生动地反映着中国人事制度中需要研究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官本位制已对学术、教育界造成了今天这一严重后果的局面，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对导致学术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的我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的种种作出一些讨论：
一、“官本位制”的历史和社会溯源
“官本位制”的源头最早应是我国秦汉以来的爵、位、禄分开制度及其后形成的品位分类法。爵既爵位，就是今天的等级。秦的等级为20等。汉承秦制。魏晋易爵为品，自上而下分为一至九品，后因品位太少，又将每品分为正、从。四品以下正、从又分为上、下阶，共30等。沿至明清，仍袭九品制，只是分上下阶上略有变动。位指职位，历代从丞相、三公九卿直至县令丞尉的设置稍有不同。禄指俸禄，即工资，在古代实际是每月领取的谷物，由350斛（古时以十斗为斛，后来以五斗为斛）到16斛不等。实行文官制后，爵、品演化为等级，成为职位分类中横向分层的主要依据。因此，凡封建历史较长的国家均是把官员分作若干等级，且此等级与获此等级的人终身形影不离。建国前的我国革命队伍中，是把干部分为大、中、小灶干部的，因而干部的资历和待遇也就以大、中、小灶作为标志，可谓之“灶本位制”。建国以后，废除了包干制，而代之以“干部分为26级”的制度。但除工资之外的住房、看文件、听报告等物质、政治待遇却并未完全以级别而定，而是按局、处、科级等区分的。至此，人们便以局、处、局科等来衡量干部们的待遇而形成了“灶本位制”到“官本位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事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国家不仅决定企事业人员的工资，还要过问其住房、医疗、乘车、看文件等物质和政治待遇，这就需要一个“尺度”而自然地以比照“某某官“的待遇为准绳（譬如笔者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工资是57元，属高教级16级，按1956年6月颁布的“全国高等学校行政干部职工工资标准表的第二栏比照的”相似国家机关为21级），“官本位制”也就应运而生了。实行“品位分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职位分类虽与我国类似，但因其政府只负担官吏薪金，故也就不存在以官为“本位”去衡量其他领域职位的现象。
二、中国的“官本位”无处不在
“官本位”者，既是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也就必然在中国这块经过了二千年封建社会精耕细作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起来。
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官本位”已是无处不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光明日报一记者曾报导过一件这样的事情：87年他去云南瑞丽傣家村采访，陪他的是一位三十开外的源法和尚。源法和尚向他介绍说“这里的大佛爷享受局级待遇”；而他自己则是“副处级和尚”。因为他是一家大寺院的大知客，也是省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官本位”连“四大皆空”的佛教界也不放过，可见其在中国扎根之深，影响之广和渗透之烈。“你们单位是什么级、你是什么待遇？”已是如今人们社交中的最为普及的话语。国内现在除了真正的党政机关按行政级别划分职务、待遇外，举凡社会团体、事企业单位都有类似行政机关的不同级别（如正副部、局、处、科、股等是）。就是不是“官”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教员、演员、医生也赋予“官”的级别以标示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不同的职务级别，不同级差的薪金，不同的医疗、住房、乘车无不显示着“官本位”的八面威风和至高无上。这里不妨说一件趣事：笔者有一年去某市看一位好友，走时，朋友请其朋友的孩子用小车送我去火车站。沿途中，警察均举手致礼，闹得我莫名究竟，事隔两年偶尔问我这位老友，他告诉我因为那是市人大的小车，这才使我明白是我“当”了十多分钟“人大主任”的缘故。怪不得而今“认车不认人”已成为社会的信条！以官阶划线，什么官什么待遇，也难怪从古至今的仕途上人拥车挤，难怪不少知识分子们“弃文、弃教、弃科”而从政，对“官”趋之若骛。这里附带说一句，虽然“教授”们相当于“处级”，但实惠绝不相当于“处级”（如某学院规定处级每月补贴50元电话费，教授们就没有）。所以不少知识分子宁肯先谋官，再以官职谋还有点“甜头”的教授，也不愿固守清贫、辛辛苦苦做好学问地得个货真价实的教授职衔！
三、学术生态恶化的致因分析——学术界“官本位”之面面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官员看政绩，个人求功利”的思想。建国之初，特别是1956年，为求致富图强，党和国家也曾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各种重大举措，迎来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我国科学上的黄金时代。但为求发展，也因其后“大跃进”而导致的各方面的浮躁，为现在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根源。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科学事业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动荡中曲折前行的，而知识分子又生活在忌言“学术自由”、“个人奋斗”和无休止的政治审查和思想批判环境中，加上行政及意识形态的超强控制、共同贫穷下的“公平”、知识产权得不到认定，“名利”思想被遏制，激励措施被否定，从而在浮躁的土壤中因缺乏适宜的“气候”而难以形成如今的学术生态环境。那时的学术生态环境下的景观是：论文产出率低，而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率也低。文革之后，在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伴随着科学家的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科学教育界也就出现了一股适宜浊流乘势而上的“气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逐步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和推进经济、教育及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异。特别是在“官本位”的思想有着深远影响和根基的中国，信仰危机、官员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突显出来，其导致的腐败之风也随之侵蚀到了学术组织（包括“官本位”的大学）和学术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中：
其一，大学不是政府行政机构，本质上是学术性的社会组织，其学术性职能是大学生存合理性的唯一根据；但我国大学过于行政等级化，从而导致一种“拜官主义“的内部价值取向。行政部门过多，人浮于事，就连教学、科研机构也按行政等级设置。”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已是不少大学的一大景观。其二，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在强调行政权力方面黯然失色。由于行政官员过份强调其行政权力，使一些职能部门“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转换成了指挥权力，行政权力泛化，科技人员的行动唯行政人员的马首是瞻，导致他们行为价值取决于其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他们的教育、学术价值几趋于无。在关系学术机构或大学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处于失语状态。作为相当一些领导人对下则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挟嫌打击报复；对上则是热衷于围着上级领导部门转，事无巨细无不请示汇报、唯命是从，严重伤害了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治校、治学的积极性。其三，近年来，“权学交易”现象突出，这表现在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和资源，非程序甚至非法地注册入学进而轻易地窃取高学位，以及以私化了的职权和弄虚作假窃取高职称。领导是当然的政治和管理工作者，本专业的职称上不去，那就串一个容易评上的政治系列或者管理系列的高级职称。此外，一些大学把象征学术水平和责任的学术职衔如礼品一样地馈赠给能但无精力或根本不能进行教学科研和学术管理的官员。其四，学报、刊物、出版、学术团体等级化。同为大专院校学报，部属大专院校学报算作副省级，地方大专院校的只能算作地市级；出版社也有国家级、省部级之分。你评职称，如果论文要求发表在某级别的刊物上，必须向该级别刊物交纳不菲的版面费、甚至为了发表，请客送礼、拉关系等也时有所闻。学会、协会本是同一行业（专业）科学共同体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而今其中的一部分也沾染了不少“官气”，例如有的冠上了省级、市级之类的行政级别，有的则规定了会长、理事长需由党政领导兼任等等。其五，各类学科评奖、职称评定、业务考核之类，绝大多数单位都有如下类似的规定：国家级报刊发表的论文或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计10分，省级的计6分，地市级的3分；此外还常见：谁在SCI选用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谁就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平而将得到所在单位的认可和丰厚的奖励，且其身价似乎也绝对高出国内期刊上论文发表者。不信，有事实为证，湖南某市一本科院校的科技奖励条例规定，凡在SCI收录的Nature及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每篇奖励5万元；在各类专业期刊而被SCI摘引的奖6000元/篇；在国家核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奖1000元/篇；而在国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奖500元/篇（至于以不太体面的手段获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之类的上报为“达到国际水平”、“达到国内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者不在此内）。诸如此类，只看外表不看内容和质量，只看载体级别，不看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赋以职称和随之而来的功利（据说国内将论文数量直接与工资、住房等待遇挂钩的项最高达到了136项！）导致不少人为了蝇头小利而置学业术道德于不顾，成为催生学术腐败的一个条件。其六，如今不再盛行政治运动，但上级布置的没完没了的考核、检查、评比、申报以及所谓的“学科建设”、“教学成果评奖”一类“准政治运动”也不让学者有时间安心读书和思考。这种“准政治运动”的折腾已有多年，至今也未见有什么真正的鉴定报告，而“运动”来的前述一些省/省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却一一跨入“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国内领先”领地。
四、从源头上解决净化学术环境的问题
中国特有政治结构下形成的“官本位”现象反映在学术界行政结构上主要是通过对学术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任免、科技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教学及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学术声望和行政等级等方式上加以体现和维系，它所带来的道德后果表现在学术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和屈从，由此在价值取向、资源和信誉分配、学位与职称获取、论文与专著发表、科学评价、学术争鸣、考核、检查、评比、申报项目或成果等方面屈从权力意志，损害了良好学风。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管理部门和官员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学术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科学家、教授及专业人员也难集中精力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问题的源头在“官本位”，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学术生态之建设，学术环境之净化自然也必须从源头着手！
首先，应对影响大学学术性职能有效发挥的体制进行改革，让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以求其学术本性的回归。行政虽在大学组织中不可或缺，但只限于大学公共事务或非学术性事务的管理领域。政府行政方式也应逐渐则由控制型向监督型模式转变，在管理上扮演有限政府和法制政府的角色。淡化大学对政府的依附性，废除大学的行政级别，以消除大学的官本位意识和行为。
其次，鉴于学术资源，学术权力分配使用不当、不规范、不科学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该有紧迫感地尽快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学术评审制度和运行机制。前者如建立重大项目的招标制度、异议期制度、改革学位点审批方法及加大新闻媒体对学术的监督力度等。此外政府特别要加强对学术权力机构及大学学术活动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从而约束并规范他们的行为，如乱收费、乱发证、乱评审及钱权学交易等）。
为维护科学尊严及学术公正性，我们特别建议取消过分的科学量化管理模式以及以此模式下的单一评价体系，这对防止以数代质（一生发表论文甚少，而其每一篇却又分量很重的科学家可以举出不少，他们都不是以量取胜的。 Watson、Crick等还是以一篇论文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遏制学术浮躁及投机取巧行为尤为重要。下面摘引拙写的《力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评价体系》一文中关于“关于建立一力学学科的评价体系”一节，以供本学科和其他学科参考，抛砖引玉以求提出更好的评价体系。
1、仿照SCI，借助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SCI-CSCD）并参照以下原则建立一个力学学科引用指数：
（1） 对期刊赋予较高学术水平权重，以使学术质量在判定论文学术水平中起决定 作用，并改变将只适合于评价宏观指标的IF值误作为评定学术水平的局面。
（2） 采用期刊他引率和作者他引率，以减少或消除不正当的自引行为。
（3） 设置国内检索系统收录指标，对力学学科建议考虑以下检索系统：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4） 设置国外检索系统收录指标，对力学学科建议考虑以下国外检索系统：《EI》、 《SA》、《CA》、《РЖ》、《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5） 设置国际性评论刊物及文献、文摘指标。这里特别建议考虑《Mathenatical
Reviews》、《Applied Mechanics Reviews》及《Solid Mechanics Archives》等刊物。
2、 建立力学学科专家库。以为在诸如优秀学术团体、研究中心、大科学工程立项、科研成果水平以及科研人员个人论文和职称评审中，邀请相关领域知名的、并活跃在该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参与评估、定性作好准备。
（1） 建立力学学科国内同行及小同行专家库。
（2） 建立力学学科国外同行及小同行专家库。
3、 拟定力学学科专家评价制度。其中建议考虑：
（1） 建立必要的答辩制度，以期减少和消除学术上的“搭车”、请“枪手”弄虚作假等不当行为。
（2） 采用回避制度。
4、 建立有关学术不当行为的投诉和监督机构。
第三、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据辞海“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和传统而发生作用。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目的在于通过学术道德的教育，严谨学风的倡导以及学术道德规范的建立，使学术机构及其行为主体的思想深处形成与自己职业要求相符的道德观，从而分清是与非和美与丑，坚持“学术自律”，自觉反对学术浮躁和学术不端行为。在学术道德的建设中，大学这一学术组织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大学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同时，还必须在通过师生的活动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范式和人们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榜样。“学术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学术道德是社会道德良知的底蕴。”大学除在人事录用、学术晋升、考核评估诸方面核查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自身是否遵守学术道德外，还应加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道德和学术素质教育（200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试卷中一道辩析题，就许衡“义不摘梨”问路旁的梨该不该摘？考生的答案折射出的道德教育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少数理工院校出于功利的考虑盲目多开政治课、甚至连本校学生守则也列为考试科目（行政干部出题、监考、阅卷、补课均有相应报酬，而学生则多了一份负担），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对为提升学校品位而弄虚作假者（湖南某高校为并校升本，蓄意制造假教授，群众反映强烈，校党委书记竟在全校职工大全上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我们都承认。”还说“现在有几个教授在搞学问？”）要追究责任，依非惩处。凡此，对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良好的学术氛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四、建设资松、宽容、净化的学术环境
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既不求学生数量多，又不求教授学术成果多的世界名校，但它却培养了两名美国总统和24位诺奖得主。该校约翰.纳什似乎无所事事了多年，没有校方的干预，也没有同事的任何讥议，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更没有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的“鞭策”，但他却以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年）、《非合作博弈》（1951年）奠定了博弈论的科学基础，并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不出成果时没人说他，出了成果也没人表扬，更没有成果之后的轰轰烈烈地庆功、宣传、奖励和媒体的采访和热炒。该校的安德鲁.怀尔斯教授9年来未出一篇论文却解决了费尔马大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界的难题。对他们来说，他们、他们的学校，以至于他们所在的整个学界认定：科研工作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对这些人来说，施压还有必要吗？宽松、宽容、乐意从事科研工作，这是出成果的肥沃文化土壤；我们期望学术界减压，调整那些导向上可能会助长浮躁之风的规定和评价指标，为营造一个宽松、宽容、平等的净化学术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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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浔江
我们今天讨论“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的问题，我认为不能不涉及造成今天各方面、特别是学术界浮躁的“官本位制”的这一主要原因。“官本位制”本是从货币现象中借来的一个词语（如货币制度中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等），用来泛指一切官方或非官方的职位都用政府或军队中官员的品级来说明。虽说这词不是政治、行政学界中的专业术语，但它却简明而生动地反映着中国人事制度中需要研究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官本位制已对学术、教育界造成了今天这一严重后果的局面，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对导致学术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的我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的种种作出一些讨论：
一、“官本位制”的历史和社会溯源
“官本位制”的源头最早应是我国秦汉以来的爵、位、禄分开制度及其后形成的品位分类法。爵既爵位，就是今天的等级。秦的等级为20等。汉承秦制。魏晋易爵为品，自上而下分为一至九品，后因品位太少，又将每品分为正、从。四品以下正、从又分为上、下阶，共30等。沿至明清，仍袭九品制，只是分上下阶上略有变动。位指职位，历代从丞相、三公九卿直至县令丞尉的设置稍有不同。禄指俸禄，即工资，在古代实际是每月领取的谷物，由350斛（古时以十斗为斛，后来以五斗为斛）到16斛不等。实行文官制后，爵、品演化为等级，成为职位分类中横向分层的主要依据。因此，凡封建历史较长的国家均是把官员分作若干等级，且此等级与获此等级的人终身形影不离。建国前的我国革命队伍中，是把干部分为大、中、小灶干部的，因而干部的资历和待遇也就以大、中、小灶作为标志，可谓之“灶本位制”。建国以后，废除了包干制，而代之以“干部分为26级”的制度。但除工资之外的住房、看文件、听报告等物质、政治待遇却并未完全以级别而定，而是按局、处、科级等区分的。至此，人们便以局、处、局科等来衡量干部们的待遇而形成了“灶本位制”到“官本位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事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国家不仅决定企事业人员的工资，还要过问其住房、医疗、乘车、看文件等物质和政治待遇，这就需要一个“尺度”而自然地以比照“某某官“的待遇为准绳（譬如笔者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工资是57元，属高教级16级，按1956年6月颁布的“全国高等学校行政干部职工工资标准表的第二栏比照的”相似国家机关为21级），“官本位制”也就应运而生了。实行“品位分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职位分类虽与我国类似，但因其政府只负担官吏薪金，故也就不存在以官为“本位”去衡量其他领域职位的现象。
二、中国的“官本位”无处不在
“官本位”者，既是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也就必然在中国这块经过了二千年封建社会精耕细作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起来。
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官本位”已是无处不在。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光明日报一记者曾报导过一件这样的事情：87年他去云南瑞丽傣家村采访，陪他的是一位三十开外的源法和尚。源法和尚向他介绍说“这里的大佛爷享受局级待遇”；而他自己则是“副处级和尚”。因为他是一家大寺院的大知客，也是省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官本位”连“四大皆空”的佛教界也不放过，可见其在中国扎根之深，影响之广和渗透之烈。“你们单位是什么级、你是什么待遇？”已是如今人们社交中的最为普及的话语。国内现在除了真正的党政机关按行政级别划分职务、待遇外，举凡社会团体、事企业单位都有类似行政机关的不同级别（如正副部、局、处、科、股等是）。就是不是“官”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教员、演员、医生也赋予“官”的级别以标示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不同的职务级别，不同级差的薪金，不同的医疗、住房、乘车无不显示着“官本位”的八面威风和至高无上。这里不妨说一件趣事：笔者有一年去某市看一位好友，走时，朋友请其朋友的孩子用小车送我去火车站。沿途中，警察均举手致礼，闹得我莫名究竟，事隔两年偶尔问我这位老友，他告诉我因为那是市人大的小车，这才使我明白是我“当”了十多分钟“人大主任”的缘故。怪不得而今“认车不认人”已成为社会的信条！以官阶划线，什么官什么待遇，也难怪从古至今的仕途上人拥车挤，难怪不少知识分子们“弃文、弃教、弃科”而从政，对“官”趋之若骛。这里附带说一句，虽然“教授”们相当于“处级”，但实惠绝不相当于“处级”（如某学院规定处级每月补贴50元电话费，教授们就没有）。所以不少知识分子宁肯先谋官，再以官职谋还有点“甜头”的教授，也不愿固守清贫、辛辛苦苦做好学问地得个货真价实的教授职衔！
三、学术生态恶化的致因分析——学术界“官本位”之面面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官员看政绩，个人求功利”的思想。建国之初，特别是1956年，为求致富图强，党和国家也曾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各种重大举措，迎来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我国科学上的黄金时代。但为求发展，也因其后“大跃进”而导致的各方面的浮躁，为现在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根源。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科学事业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动荡中曲折前行的，而知识分子又生活在忌言“学术自由”、“个人奋斗”和无休止的政治审查和思想批判环境中，加上行政及意识形态的超强控制、共同贫穷下的“公平”、知识产权得不到认定，“名利”思想被遏制，激励措施被否定，从而在浮躁的土壤中因缺乏适宜的“气候”而难以形成如今的学术生态环境。那时的学术生态环境下的景观是：论文产出率低，而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率也低。文革之后，在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伴随着科学家的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科学教育界也就出现了一股适宜浊流乘势而上的“气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逐步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和推进经济、教育及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异。特别是在“官本位”的思想有着深远影响和根基的中国，信仰危机、官员腐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突显出来，其导致的腐败之风也随之侵蚀到了学术组织（包括“官本位”的大学）和学术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中：
其一，大学不是政府行政机构，本质上是学术性的社会组织，其学术性职能是大学生存合理性的唯一根据；但我国大学过于行政等级化，从而导致一种“拜官主义“的内部价值取向。行政部门过多，人浮于事，就连教学、科研机构也按行政等级设置。”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已是不少大学的一大景观。其二，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在强调行政权力方面黯然失色。由于行政官员过份强调其行政权力，使一些职能部门“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转换成了指挥权力，行政权力泛化，科技人员的行动唯行政人员的马首是瞻，导致他们行为价值取决于其对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他们的教育、学术价值几趋于无。在关系学术机构或大学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处于失语状态。作为相当一些领导人对下则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挟嫌打击报复；对上则是热衷于围着上级领导部门转，事无巨细无不请示汇报、唯命是从，严重伤害了广大教师和科技人员治校、治学的积极性。其三，近年来，“权学交易”现象突出，这表现在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和资源，非程序甚至非法地注册入学进而轻易地窃取高学位，以及以私化了的职权和弄虚作假窃取高职称。领导是当然的政治和管理工作者，本专业的职称上不去，那就串一个容易评上的政治系列或者管理系列的高级职称。此外，一些大学把象征学术水平和责任的学术职衔如礼品一样地馈赠给能但无精力或根本不能进行教学科研和学术管理的官员。其四，学报、刊物、出版、学术团体等级化。同为大专院校学报，部属大专院校学报算作副省级，地方大专院校的只能算作地市级；出版社也有国家级、省部级之分。你评职称，如果论文要求发表在某级别的刊物上，必须向该级别刊物交纳不菲的版面费、甚至为了发表，请客送礼、拉关系等也时有所闻。学会、协会本是同一行业（专业）科学共同体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而今其中的一部分也沾染了不少“官气”，例如有的冠上了省级、市级之类的行政级别，有的则规定了会长、理事长需由党政领导兼任等等。其五，各类学科评奖、职称评定、业务考核之类，绝大多数单位都有如下类似的规定：国家级报刊发表的论文或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计10分，省级的计6分，地市级的3分；此外还常见：谁在SCI选用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谁就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平而将得到所在单位的认可和丰厚的奖励，且其身价似乎也绝对高出国内期刊上论文发表者。不信，有事实为证，湖南某市一本科院校的科技奖励条例规定，凡在SCI收录的Nature及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每篇奖励5万元；在各类专业期刊而被SCI摘引的奖6000元/篇；在国家核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奖1000元/篇；而在国家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奖500元/篇（至于以不太体面的手段获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之类的上报为“达到国际水平”、“达到国内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者不在此内）。诸如此类，只看外表不看内容和质量，只看载体级别，不看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赋以职称和随之而来的功利（据说国内将论文数量直接与工资、住房等待遇挂钩的项最高达到了136项！）导致不少人为了蝇头小利而置学业术道德于不顾，成为催生学术腐败的一个条件。其六，如今不再盛行政治运动，但上级布置的没完没了的考核、检查、评比、申报以及所谓的“学科建设”、“教学成果评奖”一类“准政治运动”也不让学者有时间安心读书和思考。这种“准政治运动”的折腾已有多年，至今也未见有什么真正的鉴定报告，而“运动”来的前述一些省/省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却一一跨入“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国内领先”领地。
四、从源头上解决净化学术环境的问题
中国特有政治结构下形成的“官本位”现象反映在学术界行政结构上主要是通过对学术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任免、科技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教学及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学术声望和行政等级等方式上加以体现和维系，它所带来的道德后果表现在学术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和屈从，由此在价值取向、资源和信誉分配、学位与职称获取、论文与专著发表、科学评价、学术争鸣、考核、检查、评比、申报项目或成果等方面屈从权力意志，损害了良好学风。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管理部门和官员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学术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科学家、教授及专业人员也难集中精力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因此“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问题的源头在“官本位”，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学术生态之建设，学术环境之净化自然也必须从源头着手！
首先，应对影响大学学术性职能有效发挥的体制进行改革，让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以求其学术本性的回归。行政虽在大学组织中不可或缺，但只限于大学公共事务或非学术性事务的管理领域。政府行政方式也应逐渐则由控制型向监督型模式转变，在管理上扮演有限政府和法制政府的角色。淡化大学对政府的依附性，废除大学的行政级别，以消除大学的官本位意识和行为。
其次，鉴于学术资源，学术权力分配使用不当、不规范、不科学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该有紧迫感地尽快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学术评审制度和运行机制。前者如建立重大项目的招标制度、异议期制度、改革学位点审批方法及加大新闻媒体对学术的监督力度等。此外政府特别要加强对学术权力机构及大学学术活动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从而约束并规范他们的行为，如乱收费、乱发证、乱评审及钱权学交易等）。
为维护科学尊严及学术公正性，我们特别建议取消过分的科学量化管理模式以及以此模式下的单一评价体系，这对防止以数代质（一生发表论文甚少，而其每一篇却又分量很重的科学家可以举出不少，他们都不是以量取胜的。 Watson、Crick等还是以一篇论文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遏制学术浮躁及投机取巧行为尤为重要。下面摘引拙写的《力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评价体系》一文中关于“关于建立一力学学科的评价体系”一节，以供本学科和其他学科参考，抛砖引玉以求提出更好的评价体系。
1、仿照SCI，借助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SCI-CSCD）并参照以下原则建立一个力学学科引用指数：
（1） 对期刊赋予较高学术水平权重，以使学术质量在判定论文学术水平中起决定 作用，并改变将只适合于评价宏观指标的IF值误作为评定学术水平的局面。
（2） 采用期刊他引率和作者他引率，以减少或消除不正当的自引行为。
（3） 设置国内检索系统收录指标，对力学学科建议考虑以下检索系统：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文摘：
中国数学文摘
中国物理文摘
中国力学文摘
（4） 设置国外检索系统收录指标，对力学学科建议考虑以下国外检索系统：《EI》、 《SA》、《CA》、《РЖ》、《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5） 设置国际性评论刊物及文献、文摘指标。这里特别建议考虑《Mathenatical
Reviews》、《Applied Mechanics Reviews》及《Solid Mechanics Archives》等刊物。
2、 建立力学学科专家库。以为在诸如优秀学术团体、研究中心、大科学工程立项、科研成果水平以及科研人员个人论文和职称评审中，邀请相关领域知名的、并活跃在该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参与评估、定性作好准备。
（1） 建立力学学科国内同行及小同行专家库。
（2） 建立力学学科国外同行及小同行专家库。
3、 拟定力学学科专家评价制度。其中建议考虑：
（1） 建立必要的答辩制度，以期减少和消除学术上的“搭车”、请“枪手”弄虚作假等不当行为。
（2） 采用回避制度。
4、 建立有关学术不当行为的投诉和监督机构。
第三、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据辞海“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和传统而发生作用。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目的在于通过学术道德的教育，严谨学风的倡导以及学术道德规范的建立，使学术机构及其行为主体的思想深处形成与自己职业要求相符的道德观，从而分清是与非和美与丑，坚持“学术自律”，自觉反对学术浮躁和学术不端行为。在学术道德的建设中，大学这一学术组织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大学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同时，还必须在通过师生的活动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范式和人们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榜样。“学术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学术道德是社会道德良知的底蕴。”大学除在人事录用、学术晋升、考核评估诸方面核查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自身是否遵守学术道德外，还应加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道德和学术素质教育（200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试卷中一道辩析题，就许衡“义不摘梨”问路旁的梨该不该摘？考生的答案折射出的道德教育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少数理工院校出于功利的考虑盲目多开政治课、甚至连本校学生守则也列为考试科目（行政干部出题、监考、阅卷、补课均有相应报酬，而学生则多了一份负担），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对为提升学校品位而弄虚作假者（湖南某高校为并校升本，蓄意制造假教授，群众反映强烈，校党委书记竟在全校职工大全上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我们都承认。”还说“现在有几个教授在搞学问？”）要追究责任，依非惩处。凡此，对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良好的学术氛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四、建设资松、宽容、净化的学术环境
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既不求学生数量多，又不求教授学术成果多的世界名校，但它却培养了两名美国总统和24位诺奖得主。该校约翰.纳什似乎无所事事了多年，没有校方的干预，也没有同事的任何讥议，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更没有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的“鞭策”，但他却以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年）、《非合作博弈》（1951年）奠定了博弈论的科学基础，并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不出成果时没人说他，出了成果也没人表扬，更没有成果之后的轰轰烈烈地庆功、宣传、奖励和媒体的采访和热炒。该校的安德鲁.怀尔斯教授9年来未出一篇论文却解决了费尔马大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界的难题。对他们来说，他们、他们的学校，以至于他们所在的整个学界认定：科研工作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对这些人来说，施压还有必要吗？宽松、宽容、乐意从事科研工作，这是出成果的肥沃文化土壤；我们期望学术界减压，调整那些导向上可能会助长浮躁之风的规定和评价指标，为营造一个宽松、宽容、平等的净化学术环境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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