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Kuh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cholars, Disciplines, and Knowledge)

 本文发表于2004年《世界哲学》第3期

 

作为一个技术科技工作者和必须面对实际的工程师，我对于哲学的理论体系了解甚少，更不用说哲学研究了。好在哲学是有脑无脑的人都要想的事，特别是在20多年的科研工作之后，不得不想一下自己和同仁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因此，也就不得不涉及科学的哲学问题，而对许多科技工作者来说，库恩其人其思想，往往是他们了解科学哲学的第一和最后一站。

 

像许多人一样，我第一次接触库恩的思想，是通过《科学革命的结构》^[1]，这是我硕士答辩后读过的第一本书。库恩所揭示的学人的作用，范例的转移，再加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使科学研究不再是理想中科学家探索真理的纯净过程，似乎成了一部大师们借助真理，制造范例，利用个人、学术、政治及社会上的影响，创造领导科学潮流的历史。库恩对我的冲击，是感性非哲学的，就是自幼想象中罩在“科学”二字上面的“神圣”光环突然消失，再也找不回以前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科学“神圣”感。我开始感到，科学的研究只是诸多研究中的一种，献身于科学也不过是诸多献身中的一类。库恩的书，最终促使我从理论研究工作转向工程研发及其应用。

 

二十多年后，由于《关于模糊系统研究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其它》一文^[2]的写作，使我回想起库恩的工作，结果与他的新著《结构之后的道路》^[3]不期而遇。这部新著的确比《科学革命的结构》难读多了，不只是因为它是一本论文集，论题跨度较大，更主要的是新著的哲学气味太浓郁了。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这《结构》之后的路走得也太“远”了。当然，我丝毫没有感到库恩的这一转向是“Wrong Turn（错误转向）”，感到的只是这是他心的真实历程，思的忠实记录，是从自然、感性、经验的分析方法，走向理性、隐喻、先验的哲学思维，但绝没有想到什么“一方面，库恩几乎没有多少哲学上的素养。而另一方面，他又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哲学家”^[4]。我更愿相信的是Larvor在文^[5]中所建议的，“Kuhn’s sense of his position as an historian among philosophers（库恩对其作为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意识）”。不管怎样，库恩的转变使我感慨万千，想到了许多，从历史、个人、自然到未知的永恒，以至写了一首“生命与哲学”的自由诗，记下当时的感受（见附录）。

 

在新著的诸多文章里，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一文，或许库恩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4]，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对认识和评价我国的科技现状，更一般地，对认识和评价学人、学科和学问的作用，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一定程度上，库恩的《结构》打掉了心中的科学“神圣感”，而他的不可公度性思想又动摇了我对科学的实际客观性和实际公正性的信念，至少不像过去那样绝对了。我似乎觉得库恩的不可公度性理论，就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哲学翻版。为此，我找到库恩的原文^[6]，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将其译成中文。

 

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寻找Commensurability的对应中文词。“可公度性”和“可通约性”似乎都可以，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可公度性，因为可通约性是一个十分数学化的概念，强调的是对“共同”部分的度量，而不是对整体的公共度量；但可公度性含有这层意思，可能更接近库恩的本意。直觉上，我很认同库恩的“局部不可公度性”的论点；思想上，也能接受他关于不可公度性的“词典网络及其多维结构”之隐喻，甚至都可以把它推广到“意识网络及其多维结构”，直截了当的声称思想都是不可公度的，更何况科学术语了。我曾想深入地分析库恩的不可公度性思想，并用于认识和评价学人、学科和学问的作用和意义，但总觉力不从心，又苦于没有时间。特别是读了文^[4]和文^[5]之后，觉得这项工作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但有一点我必须要说，只要库恩的可公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论点有一丝道理，我们就应该从思想和本质上反思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和实践中对学人、学科和学问的认识、评价和利用，以及一些其它意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问题。

 

按照Bird在文^[4]中的观点，我是无法在哲学上对其论点进行评价的，因为毕竟缺少系统的“哲学训练”，但直觉上，我感到他的观点许多是由于他在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上的错位而形成的，篡改库恩的观点，就是“The character of our conclusions （原文是observations） is dependent on what prior beliefs or expectations we might have.（我们结论的性质，依赖于我们或许已经有的先前的信念或者预期。）”[4]，或采用Larvor所说的：“The missing element required by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and the laity）is the thought that ‘successive theories grow ever closer to … the truth’.（缺少的科学哲学家（和外行）所要求的要素，就是关于‘相续的理论越来越接近真理’的思想）”。其实，放到今天，无论是库恩《结构》之中还是之后的思想，都不会引起当初的震撼与反思，只是今天已无法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昨天。

 

的确，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感性上我习惯把对于真理的寻求，等同于求解优化问题的最优解一样，解，也就是真理，是随着搜索空间的不同而不同的。只是寻求真理的空间，是自然、人类、过去的历史，以及未到的将来组成的，相对于任何一个有限的时空坐标，都是一种本质性的动态不完备的搜索空间，难怪从中发现的“真理”总是在变化, 也难怪“白头”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要说：“没有完全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半真的。罪恶源于试图把半真的当作全真的。” 只有在绝对的意义下，在那无限时间的尽头，在那无限空间的尽头，静静躺着真理。不过，那里再也没有时间，那里再也没有空间，就更没有人类讨论真理了。

 

参考文献

[1]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     王飞跃，关于模糊系统研究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其它，自动化学报，第28卷，第4期，pp.663～669，2002年。

[3]     Thomas S. Kuh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J. Conant & J. Haugeland,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4]     Alexander Bird, Kuhn’ Wrong Turning,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33, pp.443～463, 2002.

[5]     Brendan Larvor, Why did 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ause a Fus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34, pp.369～390, 2003.

[6]     Thomas S. Kuhn,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1982, pp.669～688, 1982.

 

附录

生命与哲学

2003年3月30日，读Thomas S. Kuhn的“The Road Since Structure《结构》之后的道路”有感哲学的苦心、生命的无知。

 

共同的生命

活的历史载体

生的时代象征

是过去走向未来的桥渡

是已知遭遇未知的界口

 

你我的生命

存进无奈的反射

写出万般的曲折

原谅那是你岁月的忠实记录

感叹这是我追求的完整迹程

 

自然的生命

因果随机的回应

生灵永远的田野

不该想谁为过客谁是主人

不再问从何开始为何终结

 

永恒的生命

困惶中天问无声

希望里自作多情

晨曦里日半的尺棰吟唱着万世的不竭

夕阳中无限的存在呼唤着有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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