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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看上去很美》是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导演张元,影片于2006年正式上映。拿影片与原小说相比,无论故事的内容还是情节的发展都做了较大的改动,特别是在思想上拓宽了小说中故事的内涵,赋予原小说所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张力。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部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因沉重主题的需要,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怪诞和阴森:漫画式的呆板的人物群像,不断重复的机械行动,恐怖的音乐,妖魔化的特写镜头等等,使人恍如游历地狱般的感觉。
现在,让我们暂且撇开电影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一起来品味这部电影的深厚蕴藉:
一、 沉痛的寓言
寓言一:“剪刀”的威力。电影的开头,三岁的方枪枪在爸爸的护送下第一天来到幼儿园。爸爸走后,兴许第一次感应到一个人被抛弃到这世间的惶惑与孤独,方枪枪大喊大哭,疯似地跑出去想找爸爸。这时,伴随着阴森恐怖的音乐声,幼儿园的李阿姨手上拿着一把剪刀出现了,画面上剪刀的镜头寒光闪闪不断放大,震撼住了方枪枪,也震撼了每一位在场的观众。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镜头。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在政治上从未忽视过对思想和文艺创作的影响和控制力,从“胡风案”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80年代前、中期曾稍有放松,但出于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及知识分子的警觉,每个知识分子的心中无不有一把“剪刀”寒光闪闪。对此,我们从雷达的评论可略见一斑:“就普遍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而言,它依赖意识形态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规范和体系,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乐观估计的那样,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已经销声匿迹,我们认为,在承认这些规范和体系因特殊年代附属政治而对文学造成的广泛伤害之外,它所具有的公约性在去除时代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之重后,依然守望着‘新世纪文学’的精神平台……”。①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影响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当代中国文坛的集体“被阉割”,纵偶有扑腾,也时时活在“被阉割”的焦躁与恐惧之中:要么就是像庄之蝶将雄风展现给女人(贾平凹《废都》),要么就是像王小波朝天怒吼,炫耀自己还没有“软掉的鸡巴”(王小波《青铜时代》),要么就是扔出自己一大堆的死臭虫、死蟑螂(残雪《苍老的浮云》)——哼,你能脏我我不能脏你吗?要么就是以讥笑最愚蠢的白痴为深沉(韩少功《爸爸爸》),要么就是徘徊在“死亡的墓地”前绝望地挣扎(阎连科《日光流年》),要么就是与世俗的“大道”同化(阎真《沧浪之水》)……。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文坛就如陷在政治污井里的青蛙,忘记了真实的天空究竟有多大。(当然,我所列举和批评的作家作品只是针对它们的有所偏激和不恰当,而且,他们的价值也远远超过那种“太监式”的文章,事实上,王小波就是我最尊敬和喜爱的作家之一,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也只有从“剪刀”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深厚表达。
纵观整个当代中国文坛,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潮,一直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与晚生代文学……,并不是没有偶尔的佳作——特别在诗歌领域,但是,就整个主流创作群体而言,不管有多高的艺术技巧,也掩盖不了思想的苍白和无力,掩盖不了软弱的呻吟、献媚的阿谀、病态的呓语,掩盖不了愤激的、冲动发泄的怨恨和怒气。他们神经质和下意识地拒绝了崇高与壮美,拒绝了纯真与梦幻,因为他们害怕揭起那血淋淋丑陋的伤疤!
无疑,那一把“剪刀”也在影片导演张元的心里挥之不去。与原小说相比,电影避免了一切敏感的政治话语,连一些杯物用具也刻意回避,但是,它不应该让根本无力承担的天真的孩子,去“全力承担”这一过于沉重的主题。我们只能说表示理解,因为它不可能用孩童天真的话语去戳穿那“皇帝的新装”,不可能借助孩童天真的困惑去揭开那污浊的现实真相。因此,它在深刻揭露的同时也把自己交给了背弃,背弃了真实与美——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
寓言二:“吃人”的故事。幼儿园的李阿姨为了让孩子们听话,在课堂上给他们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谁不听话谁就会被妖魔吃掉。电影情节与原小说有较大的差距——原小说写的是孩子们觉得李阿姨像特务,但结果很相似——孩子们趁李阿姨睡觉时窥视她,并想用绳子把她绑起来。电影画面反复展现李阿姨讲故事装扮妖魔吃人时恐怖的样子,又增加孩子们晚上睡觉害怕得哭起来、躲起来,生怕被李阿姨吃掉的场面。这样的安排,使电影生发出比原小说更深广的意蕴:“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②拿电影与原小说相比,小说描写了方枪枪等小朋友相互炫耀谁的爸爸杀过的人最多,当方枪枪听爸爸说居然没有杀过一个敌人,不禁对他大为失望、大为鄙夷;还写了他们的立志和幻想:长大以后多多杀敌人……小说借助反讽的手法,辛辣嘲笑了那种残酷冷漠、灭绝人性的伪善教育。最终,两者殊途同归,电影与小说都昭示了拯救教育的严峻话题。一如鲁迅用《狂人日记》揭露了几千年旧中国的历史,透过电影,鲁迅的话再一次在我们的耳边深深响起:“救救孩子,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
寓言三:“庄严”的敬礼。电影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一列士兵在教官的口令下不停呆板地重复行举手礼。这个镜头与幼儿园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与幼儿园里集体上厕所、集体洗屁股、统一睡觉、统一起床等画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深远的寓意——中国式的教育。可以说,这是电影与小说一致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吃人的故事”就饱含了对“中国式教育”的深重忧虑。
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式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木偶式的教育,以绝对服从、不许思考、不许怀疑为第一义。仅仅出于政治的考虑,把一个乌托邦的思想悬为天下第一,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理念标榜为绝对的真理。但是,无情的社会现实往往使中国的“孩子们”很早就“懂得”,原来谁最有权力,谁的思想就是天下第一;原来,要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去图谋自己的私利——这就是“真理”。可是,人毕竟不是任由摆布的木偶,强制统一的结果,60、70年代红卫兵那统一的服装、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行动,已经给了我们足够鲜明的教训。与西方相比,我们也常会抱怨,中国的孩子没有天真、没有灵气、没有创造、没有活力,可是,中国式的教育,你究竟哪一天才能够真正地清醒!中国式的教育,你究竟哪一天才能够让人真正作为一个人活着,还给他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二、电影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商业化趋向及共同的困境与弊病
1.商业化趋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一样,其商业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部严肃主题的作品,这部影片毫无必要地展示了过多的小孩子暴露和亲密的镜头。因为这样的画面,在电影刻意渲染的那种阴森恐怖的环境下,确实难以让人感受到孩童美好纯真的天性,反而会让人觉得邪恶和荒诞。
2.困境与弊病。毫无疑问,“剪刀”给中国文艺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阻力,一如萨特所说:“文学不是一首能够和一切政权都合得来的无害的、‘随和的歌曲’,它本身就提出了政治的问题;写作就是为一切人要求自由;如果作品不应该是愿意被其他自由所承认的自由行为,那么作品不过是一堆卑鄙的无聊话罢了。”③但是,除了期望国家能正视政治道德话语体系与现实生活严重背离而引起的普遍的精神危机,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给予文艺创作一个真正宽松的环境,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也必须深刻反思当代中国文坛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弊病:“是的,我们最欠缺的仍然是思想的穿透力,但这种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来获得,这种思想的魄力并非西式观念的中国式转述,而应是扎根本土,饱含感性、灵魂和血肉,与中国当下的人文命题紧密结合的一种形象的力量。”④其实,这部影片算是一部有深厚穿透力但同时又是失败的作品,因为他漫画式的手法和过于夸张,脱离了小孩生活的真实情境,处处显得主题先行。为了彻底根除这一弊病,回返文学的“本真”,我想,王乾坤先生的一段话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妨说,道就是本真,道在哪里?道不是一个实在对象,道不是阴,也不是阳,正像‘无限大的数’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而不可界说一样,道不可还原为某种可以把捉的对象,但它又确然地显示于对象中。如果一定要说它在哪里,我们只能说,它就在这一阴一阳之无限往复的动势中,它只是意味着对一切‘非存在’的消解或‘丧’、‘忘’”⑤。它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远离了人性的政治固然不是本真,但任何的矫揉造作同样会失去文学的真意,文学的“本真”不过就是“对存在的去蔽”,如此而已。
当然,这部电影如果能推动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所面临的困境的改革以及所存在弊病的革除,改变流弊无穷的“中国式教育”,那么,也算是完成了它勇敢的使命。同样,置身于这一片精神的荒地,时代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在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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