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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阿姨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她说:我和你妈妈是老同学,比你妈妈小八岁。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给过我许多帮助,也帮助过不少别的人。杨阿姨说,我到开封师专附中实习的时候,你妈妈替我接送小桂枝上幼儿园。晚上还辅导她画画儿,我周日回来,孩子拿一本画图给我看,让我得到很大安慰。杨阿姨说,我离开的时候,小桂枝很难受,但没有哭(这话有背景,我在《小桂枝姐姐》一文中,说她和妈妈分手时哭了),你妈妈给她买甘蔗吃。是她自己的钱,可对孩子说是我给的钱买的。杨阿姨说,其实你们家也很困难。不困难,你妈妈会从本科转到专科吗?
母亲是1951年考入河南大学本科的,和杨阿姨本来不是一个班。入学的第二年,先外祖遇难后,她负担起几个弟妹的生活和教育,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想转入专科,这事儿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顺便说一下,我在《小桂枝姐姐》一文中说小桂枝姐姐比我大一两岁,这次知道比我大两岁多。怪不得当年比我懂事。
附《小桂枝姐姐》
这次母亲来北京过冬,闲谈中,我向她老人家问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我叫她小桂枝姐姐。那时,我年纪还非常小(不足四周岁),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和这个小姐姐在一起玩的情景,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一个细节。
那是1953年,当时,母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上学,我和姥姥全家住在离河南大学不远的游梁祠街。有时候,母亲会带我到学校去。小桂枝姐姐的妈妈是母亲的同学和室友,这就是我们相识的因缘。
小桂枝姐姐比我大一两岁,在那个年龄,这个差距足以使这个姐姐树立起在小弟面前的权威。那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还不久,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老建筑外,河南大学的校园还比较破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西部空旷的场地和土围墙。记得有一天,小桂枝姐姐带着我在那空场上跑着玩,忽然,我发现她的棉袄袖子上套了一圈黑布。我很好奇,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是黑纱,因为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了,那时,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稍后,我看到北门大街小学的学生排着队,抬着花圈,站在校园的操场上,等候开封南关外火车站鸣起的汽笛声,以为斯大林致哀(我当时在开封市北门大街小学附属幼稚园上学,小班)。这是1953年3月份的事(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以当时一边倒的中苏关系,这一切本属正常,可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这些。黑纱事件可以看出小桂枝姐姐和我在对世界认识上的差距。
昨天,我又向母亲提起小桂枝姐姐的事。母亲说,小桂枝姐姐是一个单亲家庭,她的妈妈杨金凤阿姨一个人带着她上大学。母亲说,平时,杨金凤阿姨把小桂枝送到幼儿园,星期天接出来。杨阿姨去教学实习的时候,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母亲就代她接孩子,替她带。母亲说,她周六把小桂枝从幼儿园接回来,周日带一天,周一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杨阿姨为此很感谢母亲,两人关系很好。
母亲说,杨阿姨去实习的时候,小桂枝哭着不愿离开妈妈,杨阿姨就给她买甘蔗吃。吃甘蔗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这个小细节,可见她们母女两人生活的不易。
母亲说,杨金凤阿姨后来在郑州教中学,和母亲时常有些来往。小桂枝1978年作为“老三届”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儿童医院工作。前两年,她以主任医师的身份退休。因为医术和人品都好,医院又返聘了她。五十多年了,我们长期同住一个城市,可再没见过面。这中间原因当然很多,可现在的孩子们,想不到生活的艰难在其中占据了多大的位置吧。
附记:博文上传后,母亲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小桂枝姐姐带的黑纱是河南大学发放的。第二,杨金凤阿姨和母亲同系、同级,还住在同一个宿舍。杨阿姨考的是两年半学制的专科,母亲考的是本科,所以两人不是同一个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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