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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降息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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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降息了，我这个“赌徒”看来有点赌技。但我不为此而沾沾自喜，反而更加悲伤。如果我的行为是获利的，那百分之九十的大众，一定是蚀本的。这反而是一种悲哀，而更悲哀的是，我知道此次降息依然改变不了中国经济什么，短期或许是一种刺激，但如同一杯毒药，急渴难解，后患丛生。
去年春节前,我买了房,夫人很担心,但也很无奈,因为这房是给随时面临拆迁的两位老人准备的。
但我很有信心，中国房价跌不了：第一，年底前民工与工程款是结算的最高峰期，如果房地产公司有资金问题，那大致上就是这段时间了。果然在年前，我看中的那家公司突然降价十多万。
第二，房地产政策固然严厉，但中国已经彻底的进入了高通胀时代，房价短暂的下跌也会因为通胀而抵消，而且通胀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随时还面临着滞胀的风险。
第三，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空间并不大，或者说绝没有某些人吹嘘的那样大。就业率-通胀率之间从来都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药方来解决。凭什么我们就可以说自己一定能解决？
第四，08年货币超发严重，中央4万亿，地方12万亿，这是一个可怕的巨量的数字，一定会影响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这个影响目前还只是显现的初级阶段。
第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将房地产作为经济主结构，但中国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这样做了，但这个东西在产业结构中是一个零和游戏。但它能让GDP的帐面很好看。中国有关经济统计口径很喜欢这个好看的帐面，自欺并欺人。
当第一次降息的时候，我对夫人说，三个月内一定降息，我敢赌人头（鲁莽了，主要是在女人面前充硬汉了，哈哈），但现在看来我是赌赢了。为什么改赌，除了鲁莽，还是有些最基本的依据的：中国政府有得选择吗？
没有！这就结了，没得选择，就只能选择我所说的，只是在时间节点上需要讨论。货币政策说起来神秘，扒了那层外衣，其实啥也不是，就那么回事。
要GDP，将GDP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却视其它更重要的矛盾与冲突而不见，是中国经济政策最为失败的地方。
08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该死的就让它死去，不能死的一定不能让它死去。当时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救市政策下来了，该死的没死成，不该死的倒是倒下了一大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间的实体经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救治（求大侠们不要看那些媒体的报道，真正要得好处的，是不会告诉你任何消息的，要不，何来暗箱操作与内幕），所以江浙一带出现大量的高利贷，因为政府的钱没有进入民间实经济实体，倒是被其它一些资金流通管道的掌控者们分了。
那个时候，该死的经济结构没有被洗牌。该死的畸形毒瘤更加畸形，一边是美国的两房破产，一边是中国房地产的高歌猛进，我不敢说有些POLICE MAKER是苕，但一定是瞎子，准确地说是睁眼瞎。因为百分九十的大众都看得到，到了POLICE MAKER 那里却什么都不清晰了。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是一飞冲天，像一个巨大的吸金器，将所有的目光，金钱，良知，投机，赌徒都吸过去了。
反过来，不该死的却会死掉。中央一直强调三农，我就觉得橡个笑话。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得到改变，农村永远处在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最末端，那是给几个补贴能解决的吗？比如说农田补贴，本来没几个小钱，但化肥一涨，农民还不是老老实实将钱全部交出来？所以，农产品市场不稳。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说已经进入了滞胀时期，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其实，承不承认这一点都没有关系，还是我的一句老话：事实就是事实，你给他一个这样的说法或那样的说法，都不太重要，因为你改变不了他的本来面目。但如果希望通过一个说法而使自己变得有利，我想这种有利大概也只能算是暂时的。
因此，我认为，经济政策要改变的不是三驾马车之类的技术手段问题，而是经济政策的理念问题。首先第一个要清除掉的就是GDP至上问题。凯恩斯式的埋金论，我总觉得不是一个应该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使用的经济手段，但这种做法在近八十来年却成为了经济政策的一种常规手段。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须臾不离。这就非常危险了。关心民众的福祉，并不是仅仅是要有钱，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从内涵上下功夫，不要做一个短暂的暴发户。至于如何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可以讨论，真理从来就是在争论中间来的，所以这篇博客尽管我估计还是要挨些砖头，但没关系，因为这就是我应得的，并为之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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