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给一些名家写文章。一是名家不需要我来写，他们本来就有名，你再夸他们，他们也有名了。二是写名家，容易让人感觉我是膀大腕，想靠吹捧名人出名呢。不过，在我的创作之路上，遇到了不少老作家，人都挺和善，都很乐于帮助新人，促进了我的文学成长。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写新诗时，就给著作诗人曾卓写过信，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还和我谈诗论文，给人非常随和的感觉。大家都知道，曾卓是有名的“七月派诗人”，他的《悬崖边的树》是新诗名篇呀！我还和著名诗人李瑛有过好几年的诗歌交流，他很和蔼可亲，每次出了新诗集，都不忘送我一册，并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写上字，有时候还会题个词。后来，我来到北京，还和她女儿，也是著名诗人的李小雨认识，她在《诗刊》做副主编，对我的评论还比较认可。著名诗人刘章，也是我的忘年交，他上个世纪50年代，就以乡土诗走上诗坛，曾在《诗刊》的创刊号上，和毛主席一起发表过诗作，而且是二十多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内多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都论及过他，不少人研究刘章的新诗，还组织了一个刘章诗歌研究会，我被推举为会长呢。

    在儿童文学界，也有一批老家，给我很多鼓励和关怀。记得十多年前，我就给圣野写信，他很快就寄来了他的诗集，还给我写了短信。我给金波写信，把我的儿童诗稿寄给他，他还用铅笔做了记号，对有些诗句还进行了修改、润色，还给我认真写了序言，让我非常感动。樊发稼也是如此。他也写了热情洋溢的长信，还做了序言，他还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文笔很老辣。现在，我出了不少书，其实挺想请他们看看，但考虑到他们太忙，找他们的人太多了，就不好意思再烦劳他们。但我一直记得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关爱！到北京来以后，我又结识了不少老作家，如束沛德，他是作家协会的老领导，做过周扬的秘书，长期负责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工作，他老家是江苏镇江的，也是老复旦的大学生，为人很谦和、温厚，做事情很认真，很多活动，他都提及我，肯定我，让我很受鼓舞。我曾在《少年月刊》写过一篇小报告文学，讲述过他的故事。这篇报告文学，后来收进了好几本书，算是一个纪念吧。

    尹世霖和金本两位老作家、老诗人，也是我很敬重的。尹世霖主要写儿歌和朗诵诗，《辅导员》杂志长期为他开设朗诵诗专栏，他每次编儿歌，都要把我给算我，他主编的儿歌选，还请我写过点评。金本一直像父亲一样带着我的，他负责《中国少年报》时，多次举办儿童诗歌活动，他都给我邀请。到了北京，包括他兼任《儿童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都总想着我，不但各种活动邀请我，还请我开专栏，给我很多露面的机会，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要求什么。我多次多人说，儿童文学界最热情最善良的人，就算他了。

    还有几位老作家，我也难以忘记他们对我的关爱。安徽的刘先平老师，我在安徽教书时，他就关注我，后来一直把我当老乡看待，自己主办的每一次活动都邀请我，每次到北京来，还要带盒茶给我。刘老师是大自然文学的开创者，成就很高，但他一点架子没有。他做事情大胆果断，为人干炼讲情义，我打心眼里佩服他！辽宁的赵郁秀老师，她对年轻作家很扶持，辽宁的作家一提起她，都怀着极大的敬意，她出身名门，受过很好的文学熏陶，也和老一辈作家中很有根底的一位，但她对我很信任，辽宁作家有什么新作品，她总是要打电话给我，让我关注；来了北京，总要请我吃顿饭；逢年过节，哪怕在美国，也要给我寄张明信片，让人觉得心里很温暖。葛翠琳老师给我的影响很大，她创作成就很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出名了，曾担任过老舍的秘书，也是《北京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在还有佳作屡屡问世，是儿童文学届少有的“常青树”，但她淡泊为人，扶助新人，我多次去过她家，倾听她的教诲，对她的高洁人品和文品，很是钦佩。她很少参加热闹的活动，用心于创作，热情扶持新人，给我很深的印象，也让我感觉到，一位作家靠的作品。

    我认识了其他一些老作家，如甘肃已故的老作家赵燕翼，还有广东的王俊康，上海的张秋生、刘崇善，等等，他们都是很有爱心，待人很友善的老作家。我想，他们之所有在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除了他们用心于艺术探索外，还因为他们有很好的人品。写好作品，一定离不开做好人。文品如人品，作文如作人。想到这些老作家，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友谊，我感到自己是一位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