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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有趣的“抗命”史料
武夷山
1958年,出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北大校方决定扣减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例如,从1958年9月起,汤用彤的薪金被扣百分之三十,从395元降为214.5元。
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拟推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市委文教书记邓拓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没想到,北大党委对此强硬抵制。面对北大的“顶牛”,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来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
康生、中央高教部、市高校党委、统战部都不断催促北大处理。但北大方面固执己见。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
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
直到6月25日,北大党委才正式向市委写报告表示,汤一介的原工资可以照发。
(博主根据陈徒手文章“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压缩、改写,原文见《读书》2012年第5期)
博主:回过头来看,“三家村”中的两家----邓拓和廖沫沙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是符合政策的。北大的做法则是极左的。不过,那时的北大党委敢于抗上,则很有意思。如今,还会有任何基层单位的领导敢抗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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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19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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