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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吕启祥文章：红学的流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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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吕启祥文章：红学的流派（1996）
黄安年文 2007年8月9日
（按：吕启祥的这篇文章是她199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网络学院开设的“《红楼梦》专题”课教材第一单元第二节“新红学”和“旧红学”的内容中第四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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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学的流派
依照出现的先后，红学的流派大致有题咏派、评点派、笔记与专著、索隐派、考证派、文学批评派等。这种次序、或说是历时性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各个流派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往往在同一时期共同存在、相互影响。时至今日，可以说上述流派都还有它的后继者，当然有主流、支流、潜流的区别。再者，这种流派的分梳也是相对的，而且往往着眼于形式，比如在题咏和评点之中就包含着考证派所依据的材料或文学欣赏与评论的内容。总之，以流派说红学是为了叙述方便而作的一种概括。
中国文人喜用诗词歌赋来吟咏小说的内容和发抒读后的感想，即“题咏”，是一种传统的赏鉴和批评方式。《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资料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咏《红》之作就有七十余人约上千首，编者说这只是一小部分，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剔除不计，至少还有三千首。”题红诗与《红楼梦》的创作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最早的当是甲戌本凡例之末“十年辛苦不寻常”那首七律，脂本中回前回后的若干诗词韵文均属题红之作。抄本以外的题红诗最早的是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绝句和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永忠诗其第一首为“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永忠诗亦举其第一首：“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两人的诗约作于乾隆二十至三十年前后，稍晚有周春的《题红楼梦》等约在乾隆末年。此后，题红诗愈来愈多，直到晚清一直不衰，俨然形成一大流派。近年，有收藏家购得用小楷工整书写的咏红诗扇面原件一幅，落款“少穆林则徐”，其内容与《红楼梦卷》收录的阙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基本相同，据考，扇面咏红诗是青年林则徐所写。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发现。
《红楼梦》最早的评点当然是与正文同时传抄的脂评，脂评已有专节叙述，此处不赘。自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排印本出来后，已经是删落了脂评的白文本，然而接踵而来的翻刻本、重印本，却涌现出许多新的评批，并且带有圈点，即所谓“评点”。《红楼梦》的评点有数十家之多，除脂砚斋“阅评”本以外，最早的评点本是嘉庆十六年的东观阁重刊《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影响最大的是清代后期的“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这三家。王、张、姚三家评本种类繁多，有道光十二年王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三十年张评《妙复轩石头记》、王姚合评《增评补图石头记》，以及王、张、姚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等，直到光绪年间，这类评本印刷的书局和翻刻的版次极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除了附丽于正文的评点之外，乾嘉以下，还有脱离正文而独立的专书和零散的笔记杂说。今天可以看到的清代评红专书约二十余种，较重要的有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年间裕瑞的《枣窗闲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年间诸联的《红楼评梦》、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年间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和光绪年间洪秋蕃的《红楼梦抉隐》等等。
上述无论是随书的评点还是书外的评说都产生于同一时代，不妨看作一定时段的同一流派即广义的评点派。这种批点评说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红楼梦》的独创性、全书的总纲和结构、人物的评赞褒贬、描摹的精妙深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异同等等。后世“红学”发展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此时几乎都有所触及和探索。尤其是许多评家心细如发认真研读的态度和赏鉴评批会心独到的见解，给今人以莫大的启发。
到了清末民初，“索隐热”大为盛行。《红楼梦》的“索隐”起于乾嘉时期，以寻求小说影射之“本事”及“微言大义”为特征。早期索隐派纷纷猜测《红楼梦》写的是某一家的家事，有说明珠家的，有说傅恒家的，有说和珅家的，有说张侯家的，散见于随笔杂录之中，辗转相传。索隐之说至清末民初而大盛，其代表人物和著作有：①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主清世祖与董鄂妃说，认为小说以宝玉况“情僧”即顺治帝，以黛玉况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写两人的爱情故事。②认为是记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情事的。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俞樾《小浮梅闲话》、钱静芳《红楼梦考》等书中叙及。③蔡元培
的《石头记索隐》，主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以“红”隐“朱”明，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拟清初江南名士。人物以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如以林黛玉影朱彝尊，以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等等。稍后又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红楼梦》处处隐种族思想，如贾雨村为伪朝之表征，甄士隐寓明亡而士隐，且扩大为一人影多人，更为混杂纷繁。索隐诸说中以蔡说影响最大，《石头记索隐》自1917年初版后不到十年间，已出至第十版，风行流传，可见一斑。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廓清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去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落入了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窠臼。他据引孟森《董小宛考》，证明小宛28岁入宫，其时清世祖年方14，断无生前邀宠之理。又据史实推考贾宝玉不可能是纳兰性德，明珠家事不过附会之说。对于蔡著《石头记索隐》更着重从实例到方法进行了批驳，指出其主观随意性之大，转弯抹角之多。如谓王熙凤即余国柱，“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那么还有“国”、“柱”两字的其余部分和那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笨谜”教人怎么猜呢!可见这种附会是十分勉强的。然而使索隐派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还在于胡适考得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这是《红楼梦考证》最见功力的部分。胡适将考证的结果概括为：①《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②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③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④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⑤《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抄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这几点，是根据《雪桥诗话》、《八旗文经》和《熙朝雅颂集》等书考证得出的，材料切实，逻辑合理，比较符合曹雪芹的实际情况，勾勒出了作者生平的一个大致轮廓。这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得到后来多数红学研究者的承认和取用。当然，胡适的考证也留下了疑点和有待论证的空白，特别是他的结论的最后一条：“《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就是所谓“自传说”。自传说比索隐诸说大大进步而合理，然而其将小说与信史混同却又不免使自身陷于矛盾，伏下了新红学走入困境的内因。
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的考证，那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是文学考证，重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正如该书顾颉刚序所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资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检看《红楼梦辨》全书，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中卷六篇：《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底年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八十回底红楼梦》、《论秦可卿之死》。下卷六篇，两篇仍讲版本，其余为杂记之类的附录。大体说来，其内容一是对后四十回续书的批评和八十回后故事的推考，一是对曹雪芹创作风格和红楼梦小说本身的评论。可以看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虽则受到胡适的引发和感染，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如“年表”一篇明显有“自传说”的印记；但俞平伯用力的是在小说本身，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的，和胡适有很大的不同。何况俞平伯在1925年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对“自传说”发表过很深刻的见解，“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贾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是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50年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时，将“年表”一篇删除。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把《红楼梦》的风格概括为“怨而不怒”。他认为《红楼梦》不是“刻薄谩骂的文字”，“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也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种文章，“怨而不怒”大抵就包涵这样的意思。俞平伯不愧为创作家，他以自身的艺术感受和文学眼光提出的真知灼见，在长时期里曾被误解和忽略，直至近年才重又得到人们的推重。
新红学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发表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从而奠下了其学术基础。顾颉刚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著《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旧红学”和“新红学”这两个名词，从此在红学领域里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考证派红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是周汝昌，他的《红楼梦新证》可以说是这方面集大成的著作。该书“种因”于1947年，出版于1953年，至1976年重订再版，由初版的40万字扩充到80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成为此前红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全书包括“人物考”、“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红楼纪历”、“史事稽年”、“脂砚斋批”等章节，具有完整的构思。特别是“史事稽年”一章，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整整钩稽和排比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丰富而详实的背景材料。这一章引书多达一百余种，扩充后为36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新证》于1998年又一次修订再版。凭借这批辛勤发掘和收集的资料，运用考证学的方法，周汝昌对曹雪芹及其创作都有系统和独到的见解，构成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新红学”以考证曹雪芹家世和研究版本为主要学术贡献，其实证精神在以后红学的发展中得到承继和发扬。
红学的文学批评或曰小说批评派的开创者是王国维，他发表于1904年的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第一次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来评价《红楼梦》，在学术观念和思想方法上具有开拓的意义。全文结构谨严，以哲学、美学、伦理学、文学层层递进的理论框架赋于《红楼梦》以崇高的精神定位，认为《红楼梦》乃“宇宙之大著述”，写了人生的苦恼及解脱之道，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论文展示出一种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批评诠释维度，从而使人们对《红楼梦》丰厚意蕴的把握和开掘，有可能朝着系统、深入、全面的方向推进。这是评点派片段的感悟式批评不可比拟的，是对作品本身深层意蕴召唤的现代回应。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在时间上较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红学著作要早十几年，惜乎在当时反响不大，被考证派和索隐派的论战所淹没。二十世纪上半叶，当然也有认识到王著价值有所响应和阐发的文章。循着文学批评的方向更有独立研究的成果，成部的著作有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著出版于1945年，全书分五章，其第五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最有价值。王著影响更大，下文还将述及。
小说批评派在红学诸流派中最具现代意义、参与者最众、论著最多、前景也最广阔，以下五、六两节实际上是对《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作品的一个简要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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