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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癫狂古有之,乐心觉性牧归时。
黄金五斗几多米,揖跪弓腰都是诗。
林语堂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子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的小骗子归纳于两个大骗子之中:就是名和利。但林语堂认为佛教的分类不完全,人生的大骗子不只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林先生是对的。尽管他信基督教,但他仍然是个俗人,知道俗世中的权是什么东西。
经历了很多名、利、权的人,也会有些唏嘘感叹的时候。比如2012年3月27日的《参考消息》,登了一段短消息:撒切尔夫人后悔从政。报道说,发表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前保守党内阁大臣斯派塞的日记节选内容显示,“铁娘子”为其政治生涯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感到后悔。撒切尔夫人说:“如果我能从头再来,考虑到政治对家庭的影响,我不会选择从政。”可惜,世上没有那个如果。
人生之中,名有多累,利有多害,权有多重,历来都是个难以把握的问题。这三者之间通常还有些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某人得奖五百块钱,他可能把它拿去交党费,或者捐给孤儿院。如果奖是五千万,某人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喝酒吃肉,慢慢享用,过安稳的日子。在前一种状态中,名的价值大于利,后者则相反。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什么不对。人对事情的反应,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来做出判断,只要不妨阻别人就好。当然,把五千万存入银行的人,也大可不必去宣扬曾经捐过五百块的高尚。
佛家认为“绝利易,绝名心难。”但现在这个功利的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人们是绝名心易,绝利挺难了。如今千奇百怪的官,五花八门的士,为了利益不顾名声者多了去。花钱买官,为的是能十倍、百倍的把那钱挣回来。多少在权位上载跟斗的人,有几个不是为了永远都满足不了的利益?为了利益,人们往往必须得去干点磕头的勾当,真正磕了头心里又很舒坦的人,我想也不会多。但不喜欢的事,仍然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都为了一个利字。可谓江山如此多金,引无数英雄竞昧心,出了这么多的贪官,造假的文人。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名、利、权。有人会为了得到名利权而讲道义、著文章,也有人会因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得名利权。所以,有名利权并非都是坏事。只不过能做到出世清高,入世担待,却都不容易。林语堂把名、利、权认为是骗子,是相对于生活来说的。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名望如日中天的胡适就说过:“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的两件事之一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是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
对于一个人来说,想通过追求名、利、权来过幸福悠闲的日子,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原来普通的人,红了后都会发现他过去的朋友都避着他了,大家聚会时不叫他,理由是怕他太忙。在聚光灯下风光的人,往往不能奢望过下班后来口清淡点的饭、和朋友们随性侃大天、或者仰八叉一觉睡到大天明的日子。他们不得不为别人活着,活在心的形狱中。更多的时候,还不得不做些磕头的勾当。
历史上能真正过快乐日子的人,当数陶渊明。像他那样过闲散田园生活的人还有吗?我想不会在少数。但为什么陶渊明能成为陶渊明呢?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他辞官不干了,放着皇粮不吃,自己去种地,这很潇洒。不仅潇洒,那种不事权贵,向往生活的自然和乐趣,是人的本性,人心向往之。二是他能写诗,把自己的感觉和想法,用一种美妙的形式,传递给别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陶诗流传于世,谁会知道陶渊明?三是他诗的境界和他的生活一致,有让人信服的见识和力量,而非宫廷中体恤民情的脂粉文字,说的和做的不搭界。
陶潜作《归去来辞》,辞官归田,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做并非颓废,或逃离尘世,他只不过烦了做官,不愿干那磕头的勾当。但他依然热爱生活,过普通人的日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酒来者不拒。
不过,假如当年陶渊明面对的不是五斗米,而是五斗金,他也能不折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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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2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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