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到一个地方调研之前,总会给自己一些计划和安排。好比这次去安徽,我计划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读完两篇paper,打印好的,想着近半个月的出差日,抽空看两篇文章,应该不成问题;第二,每天晚上记录下当天的行程和感想,调研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值得纪念;第三,给丫头买些地方特产带回北京;第四,做好调研,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然而,再完美的计划往往在严峻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精心的安排最终沦为心底的一番虚荣和自我安慰。实际调研中,每天早出晚归地奔波,晚上回来实在没有精力再码字或干其他事了。因此,调研结束时,我基本上只做了第四件事,而且是否达标目前还说不定。其他的三件压根就做不起来。
究其原因,调研时间紧迫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自己越来越懒惰了。我甚至怀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统计,年龄和懒惰似乎显著正相关……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北京。
虽然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来飘忽不定,但中国北方的春天终究还是比南方来得晚一些。北京的大地看不到一丝朦胧的绿意,天空仍旧呈现一贯的灰蒙蒙,倒是太阳火辣辣的。唉,相比南方,北京的三月是看不到春意盎然的景象喽。而在南边的安徽县城,春色满园,空气中早已弥漫着玉兰花甜丝丝的芬芳。
即便回来了,还是有必要对过去半月里的一些感想补充记录下的。
(二)
烟花三月下扬州,尽管这次没有踏到扬州的土地,但起码走到了扬州的边缘。当年孟浩然由武汉顺长江由西至东乘船走水路而去,俺们则从北到南由北京南下走陆路乘火车而来。3月16日从北京出发到蚌埠,再乘车至风阳县,于安徽科技学院经过两天培训后到达本次调研的目的地滁州天长市。仅这个行程就够折腾的,不过大家一路心情甚好,淮河畔的春风加上调研的新鲜感让大多数人神情惬意。
对我而言,天长这个地方非常陌生,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听到它的名字,即便如此,对它的印象也不过停留在安徽的一个县城。但后来的了解发现,天长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县级市,说它特殊并不在于其历史文化有多么独特,而是它的地理位置。
从风阳坐汽车走高速到天长,途中加油,莫名其妙地发现竟然是在江苏管辖的加油站,原来我们必须先跑到江苏境内再折回天长。天长本归安徽滁州管辖,但从地图上看,天长犹如安徽伸出来的一个拳头,硬生生地插入到了江苏境内,使得天长除西面与安徽来安县接壤外,另三面均被江苏包围得严严实实。看江苏省的地图板块,则好像被安徽咬掉了一口似的。
对于安徽省、以及滁州市,天长如此般的地理位置的确令人有些尴尬。显然,天长百姓去滁州不如去与之最近的地级市扬州。扬州自宋代就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商业中心,相比滁州而言,虽都是地级市,但前者实力和条件无疑都要优越得多。而且,天长百姓去合肥同样不如去相比之下距离更近的南京,何况南京又比合肥要好得多。
好几年前我从西安到南京,火车途经江苏徐州,后又折到安徽蚌埠,再入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去长三角地区,才知道徐州的位置相比安徽版图也比较特殊,因此对此印象格外深刻。不巧最近看到网上有人支招,如果安徽把天长划分给江苏,江苏必须把徐州划分给安徽。想想看,苏北的徐州的确跑得太远了,以南部为重心的江苏都有点照顾不过来。反过来,若从南京到苏北的淮安、宿迁和连云港等地,又必走安徽天长,到徐州就更不用说了。以此来看,似乎苏北发展缓慢与此不无关系。
得益于与江苏在地理上如此亲近的关系,天长享受了许多来自江苏经济辐射的好处——最明显的就是非农劳动就业与承接江苏的产业转移。对此,我们在本次调研中深有感受。
本来说到农村调研,给人的印象应该是跑到农家小院或地里去访问农户。然而,天长却不一样:遍地小工厂,家家小作坊。通常整个村子沿马路两边分布,农户的房子要么是两至三层的独家楼房,要么是集体建设的单元房。关键是,这些房子从外面看不出什么名堂,但一进去却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原来是家庭作坊式生产!
我坦言以前并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生产车间”,如果这些生产线建在大厂里,我不会觉得有多么惊讶。但稀奇就在于,所有这些生产,就在家庭的堂屋或院子里进行,几台机器和几个人就组成了一个生产线。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在一个村子里,村民一边经营门口的小麦地,一边在家里生产玩具娃娃和电视遥控器。多么不可思议的乡村经济!我来自湖北的一个小乡村,那里从来不会有家庭作坊,更不会见到5到10个中年妇女坐在一间堂屋里制作玩具和电视遥控器,我看到的往往是一桌一桌的搓麻将。
这些做工的农户中,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年轻人,甚至男性也很少。很显然,他们都到外地上学和就业了,其中就我们访问到的情况看,到南京打工的尤其多。留在家里做工的基本上是40岁所有的中老年妇女。而年纪大点的老人,同样在家里生产玩具。他们一般是去厂里将流水缝制好的半成品玩具娃娃或饰品带回家,然后给玩具手工补充填充物,再用针线缝补和修饰,做好后再按量返给厂家。比如,做12个小玩具色子,可以挣得7毛钱。对于农村老爷老太而言,仅需花费的就是时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们很乐意这样的生产方式和报酬。
正如村主任所说,他们村里是没有闲人的,只要不是农忙阶段,村民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在家庭作坊从事制造业。是啊,连老人都在家里加工玩具,还有谁会无所事事呢?所以这次跟踪调研,为了再次访问到农户,我们大多时候必须去玩具厂里找他们交谈。对于在远一点或其他乡镇上班的农户,我们只能在中午或晚上趁他们回家吃饭的时间进行访问。
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少有些滑稽。这些很不情愿的被访者实际上并不重视农业生产,比如水稻,仅仅被当作全家的口粮进行种植,因为各种工业发展,修路、建厂和其他用途征地,大部分家庭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家老小的营生主要放在了非农生产方面。
当地介绍,这些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以出口为主。事实上,天长是泛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电子产品和玩具生产基地。仅我们这次访问到的家庭作坊就包括制鞋、包、玩具、遥控器、金属球、电子元件、帽子等。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天长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831万美元,其中出口39040万美元,外贸出口总量连续十多年保持全省县级首位。从县域经济横向比较看,在2011年度安徽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财政收入排名中,天长市均进入前十强。
无须怀疑,正是这些小作坊式民营企业给地方带来了庞大就业机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石。那些研究乡镇企业和经济增长秘密的经济学家,实在有必要好好学习和借鉴张五常的卖桔经历。因为不亲自去了解这些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你猜不透发展的奥秘。市场的发展改变着这里农民的想法和行为,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进市场活力。
与江苏做邻居无疑令天长收获颇丰,但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并非没有一些弊端。调研十天最深切的感受之一就是,天长的主干道竟然到处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当地人对此早有总结:省道不如县道,县道不如乡道,乡道不如村道。是啊,除过本地车辆,每天多少江苏车辆来来回回穿城而过,道路能堪负重吗?问题是,当地政府为什么不修呢?有两种可能:其一,来不及修理,修路的速度赶不上路坏的速度;其二,地方对修路没有充分的激励。也难怪,我出钱修路,结果都是你来来回回跑,跑坏了也不管,能有积极性吗?公共道路具有天生的外部性,排他成本很高。好吧,都是地理位置惹的祸,天长似乎应该搞个收费站,专门对往返苏南苏北的车辆收取过桥过路费。只是这样会不会把那些本要来消费的司机也吓跑呢?地方政府可能多少有些纠结吧。
(三)
没听过扬州人讲话,但天长人的方言,据说与扬州口音非常类似,语速很快,难以听懂。和年轻一些的、曾外出打过工的农民交谈倒还凑合,但是如果碰到年纪大一点的老爷老太,由于他们的地方口音相当重,外地人简直没法听明白。即便对于我们的安徽籍队员,要听得完全清楚也是巨大挑战。显然,这无形中增加了我们调研的难度。有时候,我们必须重复多遍问题,并尽可能慢地、耐心地和农民沟通。
对于有效获取访谈信息,农户调研中的语言障碍其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虽然调研员尽可能都从当地的学校招生,但是由于即使同一省区内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方言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这时候来自地方调研队员的耳朵也会失灵,无法完全发挥作用。这种情况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亲自在地方吃住,学习地方语言,然后再通过和当地农户聊天访谈搜集信息。
实际上,那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可能就采用这种方式去跟踪或了解某一个地方的民俗和社会经济行为。尽管这种调研方法比较原始,花费的时间和经历较大,但无疑效果是最佳的,尤其对于案例研究。比如,我知道有一位叫曹正汉的经济学教授,为研究广东中山市崖口村的公社制度曾多次深入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学习外人很难听懂的当地方言,访问调查各类人群和资料,迄今已出版两本有关崖口村经济制度研究的专著,非常有影响。
好在这帮调研队员都非常棒,面对农户的艰涩方言,他们表现出了非一般的耐心。他们总会想办法有技巧性地和农户沟通,踏实认真的态度着实值得钦佩。如果一定要对他们给出一个评价,那必须是优秀。实际上,这些来自安徽科技学院的大三大四学生,基本上都是九零后,给很多人看来,九零后的娃娃的却个性十足,思想各异,调皮好动。坦白说,初看这一张张尚未完全退去稚气的年轻笑脸,我以为这些娃娃们可能难以胜任这次繁琐、沉闷得有些无聊、而且经常起早摸黑的调研工作,没想到他们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好得出乎意料。正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闲下来的时候他们眉飞色舞、嬉戏打闹,热闹中显示出稚嫩年轻的特点,而一旦做事的时候又异常认真、本分,不投机取巧,十天来早出晚归,从没有人迟到早退,尽职尽责完成访谈工作,这无疑又表现出他们成熟理性的一面。
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一首《走天涯》是我们这次调研途上经常听的歌曲,车行空旷的乡下原野,耳边想起这首激情旋律,意境倒也蛮恰到好处。很怀念那些日子,将成为我又一段美好的回忆。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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