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工师生和广大网友的公开信(四)

华工大师生和广大网友:

大家好。

现将近期工作向大家通告一下：

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已经签收了的特快专递又退了回来（见下图），我借出差北京的机会，在开完会和“两会”结束之后，专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所驻地。本想亲自落实递交特快专递的事情，不想却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一个新的经历，而且很有感触。以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我此次的目的是将被退回的特快专递递交给传达室，说明了情况就返回。我很清楚，在国家心脏重地是不能造次的，所以一直站在黄线外也一直保持着和缓的态度。黄线内的保卫人员说，没有收件人名和电话的特快专递是不可能递交进去的。在我与保卫人员交涉的时候，黄线外的警察要我不要难为这个保卫人员，并叫我上车（事后得知，如果我们的谈话超过了一定的时限，这个保卫人员是要被处分的）。当时，我动了个念头，想亲身体会一下老百姓上访的经历，就顺从的（几乎是主动的）上了带有护栏的警车。不想，就是这个念头，使我经历了一次处理信访人员的全过程。

警车带我到了接待信访人员的场所。我没有去与信访人员排队等候，而是将目的和背景情况告诉了在场的负责同志，他通知了广州市驻京办派人前来接我并将我带到了据说是靠近广州市驻京办的一个旅店，开了个地下室标间房。驻京办的同志说：按照程序，我必须在这里过夜并一直住到我广州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人员来接我为止，然后由街道办事处的人再直接带我回广州，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意思，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责任人都会下岗。我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他们出示相关法律依据，他们说是根据《信访条例》，但始终没有出示。

我的目的是解决特快专递的问题，也是出于对这些执行者们的同情，除了在北京旅店有一次试图走出房门被四个保安推挡回来以外，我没有作过更多的反抗。直到我的广州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华南理工大学共四个人将我“接”到派出所，写了《保证书》后再送我回到研究室试验站住所为止。期间，这些执行者们的态度是平和的，接待也不错，没有出现过虐待的情况。我的态度也很平和，还与他们进行了不少有益的交流。

我写的《保证书》的开篇简洁说明了事情的起因，圈定了并非一般信访的事情性质。然后说明了我对《信访条例》的无知，以及对因我引起对这些执行者们的工作、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要1.5万元以上）表示道歉。最后是保证不再以这种方式递交材料。

一定要强调说明，这份《保证书》不是认错，而是“立此存照”。当然，如果我拒绝写这份《保证书》，按照“程序”我就会被强制“办班”和承担此次所有的费用。这也是我只能写《保证书》的原因。

事后，我查了《国务院信访条例》、《北京市信访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信访条例〉办法》。即便是将我当成为一般信访人员，在以“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宗旨所制定的所有条文中，都没有如此处理我这个事情的“程序”和法律依据。反而，此次经历的“程序”违反了其中的很多条文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些执行者们所坚决高效执行的是上级的具体规定、命令或者“办事”程序。这真叫我哭笑不得和无奈，也非常感慨。此次经历也让我体会了“‘维稳’经费高于军费”这一传闻的可信度。

曾经有过“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这么一句话。我们办任何事，如果要想解决问题，起码的是要经过了解事情、分析事情、解决矛盾、处理问题这么个过程。如果全国各级机构、领导、办事人员，都不理会事情的是非对错，都没有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担当的勇气，都仅仅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丝毫不在意“向党的事业负责和向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国家的很多麻烦事就无法解决，只能是积累和激化矛盾，国家、社稷的前途则可想而知了。

回到“高校教育产业化后果”这个主题。其实，事情的是非对错大家都清楚，正是由于有关各级领导的“鸵鸟态度”，我们的科研工作才举步艰难，高校教育才闹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

这几天，我将特快专递交给了一位老同志，说是可以直接递交进去。是否如是，过一、两个月后就清楚了。如果再没有下文，也会告诉大家我的态度。

还是哪句话：“我现在对解决问题还是报有最后希望的，否则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

希望大家再耐心等待。

华南理工大学

一个老科技工作者：杨 凯

2012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