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读博士。科研上手后，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由于挑容易实现的实验点子先“挖掘”，“挖”到后来，感到越来越难。导师显然不满足于在二、三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便催我研究一些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实验点子。时间一天天流逝而没有新发现，我很难受。见此情形，导师希望我提前毕业。这又使我为难，因为妻子比我晚一年进该校读博士，我想等她一起毕业。我对导师说，想把博士论文做得更完整才毕业。导师说，想做完整，是没有止境的，时候到了，就该跳出去，这样他也算又产出了一个博士。我问：“跟你继续做博士后行吗？”他说，做博士后是为了学习新东西，我已经跟他研究了几年，很难再学到新东西，还是应该到别处去学。我问：“想跟从几位学术大师做几轮博士后，行吗？”他说，博士后不是正式工作，如果做博士后超过5年还没找到教职，就很难在美国找到教职，因为会被认为缺乏潜力。他建议找到博士后职位后马上申请教职，如果不中，以后每年都试。我问：“如果最后还是没有中怎么办？”他说，还有别的职位，比如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和工业界研发人员，最后总得接受现实，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时，我还没想好要当大学教授还是找工业界工作，只想把选择留给将来，便开始联系博士后职位。2006年1月，看到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一位研究员的论文，感到很有趣，估测自己能从事那个课题的研究，就联系了他。没想到半小时后收到电子邮件：“你什么时候能上岗？”我回复说很快就能上岗。他回信：“明天等我电话。”第二天下午，他打来电话，说已经向我的导师询问了情况，决定录用我。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从事该课题研究的博士后回国任教，本来招了别人接手课题，但等待数月后，别人借故毁约，正巧我联系了他……

      联系到职位，我很高兴。但当我把博士论文送给一位教授评审，他却说，橡树岭是个偏僻的地方，虽然在那里做博士后工资高、消费水平低，但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的水平和名气都不如美国大学教授，除非有的国家实验室（例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同时还是名校（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以后找教职，推荐信由谁写、信头上用哪个单位的标识，这很重要。这位教授说，他曾在德国读博士，又做了博士后，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从“大牛”做博士后，这才找到了美国教职。

      听到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路还得走下去。2006年4月，妻子陪我开车横跨大半个美国，帮助我在橡树岭安顿好，就要离开了。清晨，我把她送到机场，然后直接开车去实验室。天还没全亮，路上雾气沉沉，泪水迷糊了我的双眼……

      说说妻子的职业发展。她本来说博士毕业后就来找我，在家待业也要在一起。2007年毕业前夕，她的导师想研究一个新课题，急需人手。妻子想，有新东西研究，就能出新成果，还有工资拿，而在家待业，也许以后再也找不到学术界工作了，便留在导师的组里做博士后。后来，导师申请的新项目没有消息，导师也快退休了。2008年春天，妻子开始找研究职位。到一个国家实验室面试研究员的职位，对方对她很感兴趣，但是需要端着很重的液氮瓶子站在高处操作，对育龄女性不利，因此没再考虑。恰巧导师的合作者需要招博士后，虽然专业方向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去了那里。

      2007年秋天，我开始在美国找教职。本来在国内学的是催化，催化专业在国内大多设置在化学系，属于物理化学的一个分支。到美国学的是和催化相关的表面化学，也属于物理化学。做博士后时，还从事催化研究。而在美国，催化专业大多设置在化工系，属于化工的一个分支。美国大学化学系很少招催化方向的老师，而去化工系当老师需要化工背景。那一轮申请，我得到一个电话面试、一个正式面试的机会，但都没有成。

      2008年春天，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一位组织者是我的博士后导师的朋友，也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系主任。听了我的报告，打来电话，说他们走招聘流程给出offer后，入选者放弃了。于是想让我去面试，如果能成的话，当年就能上岗。我有股把自己“卖”出去的冲动，但妻子在电话里说：“如果你去那样的普通大学，你在网上的‘粉丝’都会跑光了！”想想自己再等个一年半载，应该能申请到更好的大学，就放弃了。

      谁知道，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大学都撤回了招聘广告。即使有招聘广告，对于研究方向的要求很细，很少有对口的。这时国内一所“985工程”高校的系主任看了我的科研论文和博客，联系我，想让我去做正教授、学科带头人。当时我还不想回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严峻，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好消息。我的思想开始松动，常上那所大学的网站了解些情况，但是妻子说她不想去上海以外的地方。过年时，我给以前的硕士生导师写了电子邮件拜年，顺便提及此事，她回复：“如果你想回复旦工作，可

以和我联系。”我马上打电话过去。经过

半年的申请、审批和等待，我回到母校任教。

      接着说妻子的职业发展。她怀着身孕，于2009年11月随同我回国。2010年春天，她在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时结识了一位教授，该教授说，要2篇爆发性论文才可以考虑给副教授职称。妻子便抛下我和嗷嗷待哺的婴儿，再次去美国打拼，攒了4篇爆发性论文。再联系那位教授，对方表示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海归进来后能不能出成果，不敢贸然给固定编制，只能先做博士后。妻子参加了多个学术会议，由此带来更多邀请报告和结识国内同行的机会，好几个单位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几经周折，在上海一所“985工程”高校找到教职。

（责任编辑   陈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