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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记忆中的足迹,我走到我们村地主家的老宅,可惜不仅人已西去,老宅也早已变成平地,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那是一栋七架梁的三进瓦房,梁木的直径足有一尺,青砖黑瓦,飞檐翘壁,好不气派。不是我抬举地主,如今许多人家的房子固然流光溢彩,但没有了那古色古香的韵味,缺少了一点文化底蕴,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那套房子是丁字形的,面南朝北三间高大宽敞的瓦房,东西向两间作厨房用的小瓦房。文革期间,生产队没收了三间瓦房,地主一家三口只好住进侧面的两间小屋里。
那个地主绝对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在外地的一所小学里当教员,平时很少见到他。虽然生产队、学校经常召开批斗会,但他常常不在家,地主婆成了替死鬼。有时候刚好他在家,就把他两口子一起揪上台来,他不卑不亢,不声不响被几个年轻人戴上圆锥形的高帽子、反绑着胳膊推上台,至始至终低着脑袋不说话,有什么问题地主婆一并回答。除了学校搞批斗会比较激烈,生产队的社员们对他一家还算比较友好,批斗归批斗,平时地主婆与大家一起干活谁也没歧视她,如果不是生产队长与大队总支书记鼓动,谁也不会想起开什么批斗会。每次开批斗会就像发神经,无非喊几句口号,要地主或地主婆老实交代,那时有几句标准的问话,队长问:“你们有没有罪?”地主婆回答:“我们有罪。”队长又问:“你们认不认罪?”地主婆又回答:“我们认罪。”如此地主与地主婆可以少受点罪,倘若地主不认罪,那麻烦就大了,不仅口号声震天,而且要受皮肉之苦。地主婆熟悉了批斗的那套程序,把一切罪过都认了,这样也就不用饱受折腾了。不过如果是学校搞批斗会,地主婆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校长不是个好鸟,拜他所赐,老校长得了神经病,最后失踪了,迄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教导主任被打残疾了。地主在另一个学校,他管不着,但地主婆在当地就厄运难逃了,学校召开的批斗会远比生产队多,而且更残酷。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忆苦思甜会,请老贫农来诉苦、把地主婆招来开批斗会,然后写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作文,那时写得最多的作文是两类,一类是忆苦思甜,另一类是清明节祭扫烈士墓,每年照例必各写一篇,我们这代人擅长论说文大概也是那时训练出来的。
地主家有一独生女儿,天生丽质,在当地算得上一枝独秀。母亲、姐姐年轻时都很漂亮,但她们的美与地主女儿的美不是同一种类型。我母亲、姐姐是那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朴实美,而地主家的女儿则浑身散发着一种洋气,一点也不像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她和我姐姐同岁,比我大了十几岁,一根长长的辫子直挂到腰间,过去乡下女孩子衣着不那么讲究,宽宽大大的衣服把所有的美都掩盖住了,而地主家的女儿衣服则总是那么合身,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那叫凹凸有致、曲线分明。假如说我姐姐是小家碧玉,地主的女儿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地主婆与我母亲交好,她女儿有时随她母亲一起到我们家来,于是我就有了欣赏神仙姐姐的机会。我很奇怪我的母亲与地主婆怎会成为“闺中密友”,我母亲性情刚烈,地主婆温文尔雅。别看地主婆平时不言不语,在批斗会的站台上更是服服帖帖,但与我母亲一起时则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地主的女儿不仅模样标致,还能歌善舞,她的父母虽然是牛鬼蛇神,社员们对她倒是比较宽容,几乎没遭受什么冲击,还让她参加了大队宣传队,当然主角绝对是不能让她演的,尽管她比别人都要出色。地主一家也算精明,为了掌上明珠免受欺负,便请人介绍与同生产队的一个子弟兵谈起了恋爱,这位子弟兵长着一张蛤蟆嘴,一副黑脸上还有几粒麻子,个头比地主的女儿还稍矮一点,认识他们俩的人一定会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可叹的是造化弄人,这位子弟兵退伍回到家乡,被领导找去谈话,晓以利害,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与人民为敌?最终这位子弟兵选择了前者,并亲自登台揭发批判地主一家是如何拉拢腐蚀于他的。这还不算,他带着一帮人再次抄了地主的家,把地主家仅有的黄金抄走了。
不久以后,地主将他的女儿嫁到了外地,从此再没见过她,只听人说,她在外地生活得很好。拨乱反正时期,生产队将房子还给了地主,地主不要了,依然住在原来的两间小房子里,那套大房子成了生产队的养蚕室。
2012年1月28日写于南京禄口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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