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由于历史原因，不少敦煌遗书先后流散到了英、法、俄、日等国。

　　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上海师大哲学学院教授方广锠、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10册最近出版，全书将共约出版100至120册。近日在沪举行的“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展示发布会”上，展示了由任继愈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书约150册，已出版142册）、方广锠等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10册，被称为世界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转引自《新民晚报》2012-01-11-A8版；该报记者：王蔚 报导】

　　遗书流散多国是民族之痛

　　全世界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方广锠教授已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人，这在敦煌学史上是空前的。因此，说起敦煌遗书，方广锠如数家珍。“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一系列探险活动，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他们从中国盗走了大量文物，包括敦煌文物。”

　　方广锠介绍说，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各有不同。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像美国的华尔纳；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像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部分是在莫高窟收集发掘的，像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比喻也不过分。”方广锠说，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任何一个中国人讲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就在学界留下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说法。不过，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却促成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但这不是说那些探险家就有功了，这是两回事。也不是说，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盗窃，这并不科学；现在，则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方广锠说，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工作，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文物保护意识。

　　北图的遗书数量多质量好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都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剩下的都是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对此种观点，方广锠做了分析和澄清。

　　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都捆扎成包，王道士成包地给他搬。王道士给什么，斯坦因就收什么，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没有能力挑选。他的助手学问也不多，在挑选方面似乎也没有帮什么忙。

　　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中文不错。他虽然进入藏经洞，得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而藏经洞遗书以佛教为主，这就限制了他的挑选水平。其实，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文献。至于佛教文献，他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卷子以及佛经目录等。虽然伯希和自称经过他的翻检，精华已经完全选出，但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大话，剩余的精华仍非常多。

　　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到了北京以后，有关人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这是敦煌遗书的第三次浩劫，后果相当严重。这一次把非佛教的精华文献几乎偷盗一空。只是因为他们对佛教不甚熟悉，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等几个方面的卷子，因此，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当然，还有若干现在还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了国外，主要是日本。

　　方广锠说，北图的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北图；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北京图书馆。

　　赴英国收集相关资料遇阻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14000号，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广锠研究的重要对象。从1991年到2009年间，他曾7次赴大英图书馆做学术收集工作，得到了包括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在内的多位英国学者的大力支持，并将阶段性成果《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赠送给了该馆。但在工作中，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IDP）”人员却对方教授设置了种种困难，并无礼地要求方教授签下“授权书”，同意将他花了近二十年心血的编目成果电子文本交给英方。

　　对此，方广锠曾致抗议信给大英图书馆馆长。在信中，他义正词严地说：“馆长阁下，你想必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作为一个敦煌研究者，我主张在历史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开放所有的敦煌遗书，采取合作的态度，供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使用。作为中国学者，我可以与世界任何一个平等待我的国家、单位、个人合作，但绝对不会答应企图强加给我的蛮横霸道的所谓‘授权书’。”

　　 “敦煌遗书库”工程已启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方广锠利用数据库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逐渐认识到可以用现代数据库技术建构一个“敦煌遗书库”，全面挖掘敦煌遗书内涵的各种知识点，形成敦煌遗书的知识网。“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开发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引入现有的实用工具，将可为敦煌研究者提供一个高端的网上研究平台。”方广锠说。

　　在方广锠和他的研究团队心目中，未来的“敦煌遗书库”拟设置“普及版”和“专业版”两大块。

　　“普及版”的对象是一般公众，任务是普及敦煌学知识，以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历史文化知识和敦煌学的知识水平。在“普及版”里将有敦煌介绍、藏经洞及文物流散史、精美石窟、壁画欣赏、敦煌史学、互动论坛等内容。在这个开放的平台里，任何人都可任意浏览、发表文章、跟帖评论。

　　“专业版”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为专业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帮助确定选题、评价研究成果、从事实际研究的多功能的高端平台。它将分为敦煌遗书总库、研究数据库、古籍库、敦煌知识库、壁画资料库等。

　　据悉，这项庞大的“敦煌遗书库”工程已经启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焦点关注】 不用手机，只为埋头工作

　　2004年5月，方广锠被上海师范大学慧眼相中，从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聘来做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张民选对当年引入方广锠的细节记得十分清晰，更对方广锠这些年来心无旁骛埋头学术的精神赞不绝口。

　　虽然是从北京引入的专家级人才，但方广锠却能说有点生硬的沪语。原来，他出生在上海，读初一时随支内的父母去了新疆。“文革”时期，方广锠当上了农民，后来调入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教语文。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没有上过一天大学的方广锠，竟一下子直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亚系的硕士生。

　　年过花甲的他，每年都会辟出固定时间到上海来工作，即便是回到北京的寓所，也是成天泡在敦煌研究的浩瀚史料中。要采访方广锠很“难”，因为他不用手机，也没有手机，好不容易打通座机，他也必须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我是为了避免一切外部干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状态中去。”

　　“1984年我考取任继愈先生的博士生，正是从这一年起，我开始在任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敦煌研究工作。”说起自己的恩师，方广锠充满崇敬之情，“我今年64岁了，不完成任先生交给的工作，我对不起他。不瞒你说，任先生去世时，我哭过好几次，但我更多地是在想，怎样抓紧有限的时间把先生交代的工作做好。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决不能让它白白地浪费掉。我想，我们都应该以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一切。”

图片说明:方广锠等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10册 刘志惠 摄

图片说明:“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展示发布会”近日在沪举行 刘志惠摄

图片说明:方广锠在研究资料

【转引自《新民晚报》2012-01-11-A8版；该报记者：王蔚 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