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我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有个木兰科国际会议，我特意参加，意欲结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学者，为将来访问印尼准备便利条件。会议期间如愿找到Riswan教授，他来自印尼茂物植物园（Bogor Botanical Garden)，我跟他提到想造访印尼兆哇，查阅印尼的馆藏标本并考察兆哇的巢蕨类植物，需要他提供帮助，他一口应允。

    2009年10月24日，如期开始我的印尼兆哇之旅。从飞机降落到雅加达机场开始，Riswan的尽心帮助就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机场接机、住宿安排、参观Bogor植物园、去BO查阅标本、三次野外行程、寻求标本离境许可文件、11月6日凌晨四点动身返程、心惊胆战地带标本材料过安检，无一不是在Riswan的亲自陪同或密切关照之下完成的。

    印尼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观察兆哇西部的鸟巢蕨（Asplenium nidus L.）的生长形态。我入住的茂物植物园里就有无数的天然生长的鸟巢蕨，所以我的目标很容易就实现了。意外的发现是，茂物植物园里有一株引种的貌似巢蕨类的植物，形态特征独特，当我核定它的叶片边缘确实具有连接的叶脉（巢蕨类植物的鉴别特征）以后，我就初步认定，它代表了一个尚未描述的巢蕨类新种。

    植物分类学上要确立一个新种，需要有确凿的比较形态学方面的证据，也应该有详细的地理分布资料。令人沮丧的是，茂物植物园的这株引种植物，只知来自印尼的某个地方，具体采集地点不明。如果具体产地不清，无论这种植物有多么鲜明独特的形态特征，现代分类学工作者都不宜把一个来历不明的植物作为新种模式予以发表，所以我只好把这株不知名的植物暂时或永远忘掉。

    无巧不成书，2010年的某一天，我在自己单位的标本馆（代码IBSC）检查巢蕨类植物标本，一眼发现一份由孙洪范先生1962年采自印尼的标本（采集号7759），该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那株惊人的相似。毋庸置疑，IBSC的这份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那株引种植物代表了一个新的巢蕨类新种。此后的微观形态学特征（叶表皮形态和孢子形态）检查，进一步证实IBSC的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引种植物属于同种，而分子序列证据显示，该种不靠近已知的任何种，占据相对孤立的系统位置，呼应该种独特的形态学特征，为支持该新种的客观真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当发现IBSC的印尼标本以后，该种的一个具体产地，即印尼的Nusakambangan小岛（位于兆哇中部）浮出水面，虽然茂物的那株引种植物的产地仍然未知，但现在获得的资料对于新种的发表已经足够。

    整理好所有资料以后，2011年的7月底动笔写作，8月4日投稿到Blumea, 10月12日收到主编的反馈：“文章可以接受发表，但需要针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审稿人提了两个要求，其一，在得出新种结论以前，要把该种和大鳞巢蕨（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作比较,因为日本学者曾得到这样的结论——巢蕨类的叶片中肋的形状是不稳定的；其二，要求提供分子系统发育图。此外，主编还提出一个建议：讨论茂物的那株引种植物与IBSC的凭证标本是否来自同一个采集。此后的两周时间里，我的修改重点是制作一个分子系统发育图，同时请印尼的朋友（也是合作作者之一）想方设法核定茂物那株引种植物的来源。10月26日收到印尼朋友开心的邮件，终于查到那株植物的引种信息，它来自西巴布亚的Sorong。10月27日把修改稿返回给主编，Cover letter中特别提到，我拒绝接受审稿人要求把新种与大鳞巢蕨作比较的建议，因为日本学者先前的文章涉及的取样区域太小而取样数目太少，由此得到了一个草率的甚至是误导人的结论。11月26日收到主编的回信，“完全接受你的反馈”，11月30日主编告知我，稿件被正式接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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