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篇旧作写于何时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看到朋友诗歌后的一种即兴想法，今天从网络上偶然发现，贴出来，内心突然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过几日再写一个诗评。

　　
　　 
　　
　　 诗歌沦落到今天的这般境地，显然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的呼唤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为此我们还要简单分析一下导致这种境况的原因，或许从这种细致的挖掘中，我们可以找见诗歌精神衰落的真实原因。
　　
　　 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带着阵痛的剧烈的转型时期，政治的乌托邦在祛魅的市场经济的挤压下，已然隐退到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下，代之而来的是货币增殖的幻象，货币以它金色的面容微笑着充当了精神与物质交流的仲裁者。诗人在这种巨变中，面临着双重的挤压：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生活的贫困化。对于前者，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性使然，在市场中效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原则，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换言之，祛魅是市场经济的本原所在，它消解了一切神圣、神秘存在的基础。诗歌不再神秘，它从人类精神的圣殿里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诗歌永远无法换来等价的货币，诗人还有什么用，这种窘迫的局面直接威胁到了诗人千百年来所秉承的那种身份认同：歌唱神圣与追求真理，赞美高贵，痛斥庸俗，诗人这个名号所暗含的这些精神层面的使命，被市场经济无情嘲弄。诗人为时代和永恒歌唱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因为市场导致的世俗化是不需要这些宏大叙事的。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压力为诗人的集体背叛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并具有所谓的充分条件。至于第二点，更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一些真正的诗人都是很贫穷的，贫穷到只剩下听听风声的权利。想想一首诗歌的市场价值，还需要去说诗人的当下处境吗？基于中国当下的这种历史语境，诗人的背叛与堕落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拒绝市场的诱惑，作为此在的现实的人无法承受这些生活之重。毕竟追求俗世的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诗歌以背叛的姿态，悄然地报复着社会的冷落。但是这样为诗人开具的理由真的可靠吗？诗人这个称号已经背负了太多的历史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市场的挤压与货币的花枝招展的蛊惑下，一笔抹杀吗？反观当下中国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无序、道德的沦丧、公平与正义的缺失、理想的陨落、真理的放逐，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文化面临一种巨大的生存危机，这个社会时刻有出现或已经出现失范的风险，在这种语境下，诗人的背叛与退却从历史定位来看是不道德的。诗歌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的亵渎神圣与庄严的道路，诗人白马先生所倡导的“非诗主义”正是一种面对诗歌整体退却的自觉的抗争，他是对当下诗人的不作为的一种反动，在诗人白马的文字中“崇低”绝非诗歌应有的选项。换言之，如果允许诗歌精神一路狂跌，任由虚无主义的泛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所谓的诗歌推倒重来，大破大立未尝不是一种决然的选择。宣布“非诗主义”的诞生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的是如何让它从历史的迷雾中英雄般的归来？
　　
　　 作为此在的人的生存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市场经济已经极大地激起了前者的欲望与追求，然而致命的缺陷是，在市场的导引下我们丢失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标志的精神的维度。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动物，他更是精神性的动物。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基于精神层面的断言。看看当今的物欲横流，重提理想与诗歌精神难道不已然表明了一种姿态和使命吗？现代的诗人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只有通过“非诗”的努力来践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这是一种界限，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生。重新踏上思的道路，搽掉伟大理想和诗歌精神面容上的油腻与污垢，让一个素朴的、暗含对返魅的热情的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归来，应该是我们在一个普遍的虚无主义蔓延时代的思想姿态。
　　
　　 这是一个养活不起诗歌和哲学的时代，剥离那些虚伪的逐利之徒，重新为精神的边疆树立起一块由此通达彼岸的路标，让人类心灵的沃野不在荒芜，让诗歌的精神成为人类进步路途上的无名驿站，等待思想的信使从朝圣的征途上归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存在者之到达乃基于存在之天命。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白马先生的“非诗主义”无疑在唤起真正诗人对于存在之天命的体认。如果说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的话，那么对于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无私捍卫，无疑将是那个唯一的上帝！相信这一刻已经悄然来临，就像此刻我窗外的鸟儿已经开始了零星的歌唱，不用怀疑百鸟争鸣的黎明就要到来，真正的理想主义和诗歌精神正在归来的路上，我愿意和白马先生以及诸多朋友们，一起等待这个伟大的让人有些心痛的时刻的来临！最后，允许我引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诗句结束本文：是谁点亮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听见了你的召唤（切．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