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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学术“官僚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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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学术“官僚化”倾向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2月9日发布
2003年3月1日,我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一文（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3273&type=1006），该文内容的摘要部分以《学术官僚化与官学一体化——值得注意的十种倾向》为题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3月号上。现在过去了5年多, 学术“官僚化”倾向已经成学术“官僚化”潮流了,官学之风日盛、官学勾结现象明显,学优则仕，仕学兼备，以仕评学，明目张胆。
说现在不少教育部门和高校领导是典型的学术官僚化，不为言过,其中真正有创新学术和教育能力的教育家实在少之有少。学术独立和自由空气越来越淡薄，笔者当年所列学术“官僚化”倾向十个方面的表现有增无减。
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项贤明教授 2008年12月08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知识分子官僚化:“仕”高于“学”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文,于是发表了上面的随想。
其实,教育学术部门“官僚化”倾向恐怕不限于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领导层,某些中层院长们也官气十足，忘记自己是为教师服务的勤务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1989年最早接受的奖学金是美籍华人万心蕙教授捐赠的一万美金，笔者参与了联系捐赠的全过程，考虑到美元货币坚挺的情况,当时万心蕙教授是用美元货币存于银行的。但是近几年来情况发生变化,美元不断贬值，为了保持奖学金本金值不至于因美元贬值而受影响,我作为奖学金委员会唯一教师委员代表,三年来多次当面向现任奖学金委员会主席杨共乐院长建议尽快将存款中的美元货币兑换成人民币结存，然而他口头上说研究研究,实际上置之不理，去年我又当面向他提出:建议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安排时间,但却一直拖延下去。今年11月22日,在退休支部会上我向参加会议的分党委书记又提出这个意见,分党委书记承诺反映这一意见,给以解决,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依然音信全无。这个例子至少说明一个年轻的系级院长也染上了官僚主义习气，日后再发了，不知怎么膨胀了。想当年，这第一笔奖学金虽然为数不多,但意义极大，学校主管校长亲自出席仪式，而现在财大气粗竟然忘本,实在令人悲哀。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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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
时间:2003年3月1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交流网
一年前，在谈论学术领域的腐败现象时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一年来已经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目前学术领域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术“官僚化”倾向甚至是“官学一体化”倾向。这一倾向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学术机构的管理衙门化
本来学术发展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学术机构需要按照学术运行的特点来进行管理。现在许多学术机构官气、衙门气十足。无论是学术机构的设置、学术队伍的等级森严、学术规章制度的管卡压、学术管理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不亚于某些改革乏力的政府机关。就大学而论，行政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领导作风已经成为制约相当一些学校改革发展的一大公害。学校教育和学术在强化行政体制下运作，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教育和学术过多的行政干预，阻碍了宽松学术环境的形成和学术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几年前在全国两会上就有人批评一些高校成了阻碍改革的顽固堡垒。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学术机构的管理衙门化不仅和学术领域运行规律格格不入，而且难以和国际学术交流顺利接轨。此外，在这种管理衙门化体制下的长官意志远大于专家学者的主张。
时下一些高等学校形成一批“学术官僚”，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线，根本谈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层深入第一线听课参与基层教学科研活动了解实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讲课、在指导研究生等为由为自己无须深入基层辩护。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往往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说来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
还要提到，目前一些学术官僚不仅权力很大，而且缺乏对他们健全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在学校谁来监督他们？是“反映民意”的职代会吗？但在有的学校职代会主任由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兼任，这样的兼任能够行事好监督权吗？学校没有教授会，普通教授没有发言权，在现有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里大权全部掌握在某些既得利益的学术官僚手里，普通教师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有效监督他们为广大教师真正掌好权、用好权呢？
二．职称评定、项目立项、评奖活动中的“赛跑”现象
学术职称评定、学术项目立项、学术评奖活动等事关学术发展和学术工作者的切身利益，这些活动理应以广大学术工作者为本，确实保障学术工作者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以个别行政官员的意图为意志，少数人利用职权以谋私利，操作运行缺乏透明度，往往在冠冕堂皇旗号下进行暗箱操作和幕后权钱交易，出现不少“跑”职称、“跑”博士点授予权、“跑”重点学科和基地、“跑”各类项目、“跑”各种奖项、“跑”经费、甚至“跑”官位的“赛跑”现象。这种“跑”几乎无一不和“钱”和“权”相关，不和权势机构和权势人物的活动相联。现在披露出来的这方面的黑幕只是冰山一角。以“跑”博士点授予权为例，某些学校为“跑”下博士点授予权不惜花费重金，运动评审组成员尤其是评审组长，据虽已流传但未经校方证实的消息，XX省某大学中文系为“跑”下一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专门邀请据悉是该博士学位授予权点评审组的组长北京某专家去该校讲学，该校一次给了这位专家5万人民币的“红包”，但事不凑巧，正好新一届组长换了人，这份“红包”算是打了水漂。类似的现象对于许多学校和某些有着评审权的专家来说，已经是心照不宣、驾轻就熟的事了。
三．学术评价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时下强调学术评价量化管理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而片面倡导学术评价量化管理最力者恰恰是某些自上而下的官僚化行政官员。他们虽不真正懂得学术，但又十分迷恋学术量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讲“科学管理”不顾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只顾一时不顾长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管理方法已经对学术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干扰了学术活动的健康开展。在这种量化式评价体制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满天飞，教育部门、学校的处长以至程序管理员指挥着校长、学者教授们围着量化的数字团团转，为了争“领先”和“率先”，甚至不惜制假、贩假、护假，学术是非被混淆，学术评价被搞乱。据了解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策划，最近准备在电台组织一次有关学术量化问题的讨论，指出量化弊端的一放专家已经找到，但是苦于难以找到为学术量化“优越性”唱赞歌的专家，有的“量化管理”专家虽愿意参与讨论但是强调量化管理“引进”于西方国家，有其科学性，而回避谈在中国推行学术“量化的评估，尤其是回避和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学术评奖、博士点授予、重点学科和基地确定等实际利益紧密挂钩的弊端。事实上，目前这种学术量化风并无遏制趋势，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门为“量化”所左右而苦不堪言，光为量化“达标”和“超标”学术管理人员和学者门就要费尽心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领导方式成为学术领导的主渠道，实在可悲。
四．政府官员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日益增多
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政府负责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掌好权、为人民用好权。尽管某些负责官员曾经是学者，但是在任官职以后角色已经转换，他们实际上没有精力来主要从事学术工作。现在人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某些高官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现象有增无减。例如有的身居领导高位居然仍身兼几个学术项目的主编、几个院校的博导、指导着二三十位博士生。想来即便免去了他的各项领导职务，以集中精力于学术，要实实在在地指导好这二三十位博士生，也难以胜任。何况这种官学一体化于一位权势的做法，难免有权学交易、权钱交易之嫌。人们是来评他们的学术水平还是权术水平呢。以笔者之见身居高位者切忌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即使已经退居二线或者退休的领导干部，也该好之为之，老老实实做学问，切莫以权谋私、权权交易。如果在职官员确实对从事学术情有独钟，不妨辞去官位专于学术，也有利于确保学术质量。
五．政府官员兼任院校长的现象有增无减
在一些名牌高校由现任政府高官兼任院校长的现象有增无减。前不久北京某名牌高校聘任了两位现任人大副委员长分别兼任两个学院的院长，新近成立的文化发展学院，又聘任了市委负责官员来挂名主持。这种做法是学校真的物色不出院长人选来而只能由权势官员兼任还是另有所图，老百姓不解其意。问题是如果院长不干实事只求挂名，显然是不正之风，而要干实事，又怎能兼顾高官的本职工作两全其美。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权钱交易、权学交易呢。想来学校当局请来在职官员当院长意在要发挥其权力优势，而非学术影响力。
六．学术刊物主编官员化倾向突出
学术刊物主编顾名思义需要学术造诣精深兼有学术组织能力者来担此重任，然而现在不少学术刊物主编却是行政主管，这倒是体现了官学一元化的领导。比如，某师范大学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不仅是这个大学学报的编委会主任，而且还是一个史学史研究刊物的主编。这种学术刊物主编官员化倾向，目前在一些学术单位已越来越多。尽管他们既无足够的时间也无很高的学术威望，但是对于主编官员和学术刊物却都带来实惠，既提高了官员的学术声望，学术刊物有个大靠山也有了安全保障。可这一来学术刊物的学术权威性却大打折扣了。
七．职称评定、奖金、住房等待遇向行政官员倾斜的力度加大
这一情况在许多高校存在着。例如某校处长级行政官员每月工资外的职务津贴1800元，相当于教授每月讲课36学时的报酬。因此，某些在系里评不上教授的教学人员可以走“曲线”转到行政岗位上，不要很久就成了管理教授。在学校普通教师并无权参与制定这样的“倾斜”政策。
问题还在于有的身居高位的行政官员利用在职时间和居公优势资源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他们除了享受倾斜的优厚待遇外，还同时拥有作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享有的津贴，就是说他们拿了两份甚至三份报酬。如果说，他们的教学或研究活动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大概不会遭人议论。如果再加上他们有效运用资源优势，他们又经常出入各类评审、评奖等重大有偿活动。如果让他们如实申报全年这些方面的收入，恐怕仅仅需要补税一项就相当可观了。而这方面的事情有人审计吗？
还有意思的是，他们中一些人实在忙不过来还可以雇人来“打工”，尤其是利用“退休”人员的廉价劳动力，本来是他们自己做的事，雇人来为他做，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了，这叫分配中的什么“价值”呢？
八．“腐败文凭”中的权钱学交易
近年来降低学术标准、乱发高学历文凭现象有增无减，这在相当多的高等学校已呈蔓延之势，随着高校商业化趋势的泛滥和国家公务员高学历人员需求的急剧增长，一些公务员的“文凭掺假”现象泛滥成灾。办学店，招收在职博士和在职博士进修班，宽进宽出，弄虚作假，权、钱、学交易，成了十分典型的官学一体权力腐败现象。?只顾招生敛钱在一些高校已经到了泛滥成灾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例如某网络学院负责人在接受一番公关吃请后未经集体商议，私自同意某人招生办学，而收受学费的这个招办人卷了学费溜之大吉，因而引起报名学员涌入学校要个说法，而这位负责人避而不见，现仍稳居官位。某校艺术学院举办博士班，命令，找来一些关系人讲课，而有的专家所讲授的内容和博士班的专业不对口，简直八竿子打不着，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
九．学界新闻传媒活动突显政府行政官员
在学术和教育界新闻出版活动中，不是突出学术和学者而是突出某些领导官员的参与，这一中国特色现象凸显了学术官僚化倾向。在高等学校，电视新闻中心也突出宣传上级领导和校领导的形象。甚至为纪念某北京名牌学报创刊若干周年专号的题词，也得把教育部门负责官员60年代初该校毕业生的手迹放在书法家启功的前面。
十．一些学术团体官方色彩明显
时下连一些学术团体也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在职的、退居二线的、退休的官员转任全国性或地方性学术团体负责人，学术团体的领导机构往往成了安抚历届离任领导干部的场所，而有些真正有影响的学者却难以进入学术领导机构。
学术界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已成蔓延之势，它不仅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腐蚀学人和学界的肌体。现在是到了大声疾呼，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标本兼治，刹住歪风，还学界一片净土的时候了。
写于2003年2月10日;修改于3月1日
[2003年3月1日首发说明：本文内容的摘要部分以《学术官僚化与官学一体化——值得注意的十种倾向》为题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3月号上]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2003年3月1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3273&type=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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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官僚化:"仕"高于"学"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
2008年12月08日 09:42:58 来源：北京日报
在广东省政协近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与官位严重倒挂的现象”，我不由想起“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谚来。
“ 学而优则仕”，乍一看来，似乎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表现，然而，仔细想想，却恰恰是对知识和人才的轻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消解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腐蚀了国家创新体系，已成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阻碍。好好地辨清“学”和“仕”的关系，尽快采取实际措施遏制知识分子官僚化的倾向，实在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学”和“仕”的区别本来是很清楚的。社会上曾经有人用“黑”与“红”来形象地加以分别。这里的“黑”与“红”自然与文革时期的路线问题没有什么干系，尽管说的也是“路线”问题，却指的是一个人是选择做学问穿黑色的学袍，还是选择做官掌管红色的大印。既然是“两条路线”，那就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辆车一次只能占据一条道，骑着线开车，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而且还要冒车毁人亡的危险。文官制度的建立确是社会的进步，然而不同时代的文官制度有其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学”和“仕”的问题上也要走专业化道路，学就是学，仕就是仕，一心一意，才能做好各自的事情。一个人要做知识分子，无论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都是必需的，科学真理不会因人的官位而发生改变。做官则不同，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有意见可以保留，但上级的决定还是要执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而后“仕”者，在仕途上走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说话看长官的脸色、听上级的口风，丧失了探求科学真理的思维能力，然而，却仍然占据着学者的头衔，甚至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说话时也要看有权势者的眼色，判定真假也要以上级是否喜欢、对自己是否有利为依据，那么，这个国家恐怕是很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
学而优并非就不可以仕，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是学，仕是仕，学而优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可以仕而优，同样，仕而优者，也不一定就可以学而优。管理者需要专业知识，但他们对知识的需求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探求和验证是两回事儿。可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现实状况是，若是学而优却未仕，即便你学富五车，也很难赢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相反，唯有“仕”了的学者，哪怕学而未“优”，却照样可以担任某某学科带头人、某某学术评审委员。可见，学术的职务总是附属于行政的职务的，行政上不混个一官半职，学术上做得再好，也得不到社会甚至同行的承认。说到底，“学而优则仕”，还是“仕”高于“学”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正是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学衔与官衔也已混为一谈。学衔只是对一个人过去学术贡献的确认，它与官衔的级别差异和相应的权力大小有着根本不同。在官本位思想盛行的风气下，不仅学衔被当成了官衔，学者变成了官僚，就连大学也按照官阶划分成等级。当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的时候，不仅国家难以走向创新，学者要想作为知识分子来生存也会变得异常艰难。要遏制知识分子的官僚化，首先须破除官本位的思想，真正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培育尊重真才实学而不是尊重“学官”的风气，让一个无官无职的纯粹知识分子也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受到社会的尊重。
所谓“学”者，学术之谓也。既谓之“术”，则必定要有真的本领，在学术上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大多难逃出丑丢脸的命运。所谓“仕”者，做官之谓也。要真正做好一个官，同样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按照“学而优则仕”的逻辑，“学”是手段，“仕”是目的，一旦进入仕途，就可以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象，把学术抛到脑后，安心做官去也。“学而优则仕”，“仕途”即是学者们的归宿。一旦进入仕途，迎来送往，觥筹交错，恐怕少有精力再去经营学术了。人各有志，做官一样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没什么不好。然而，可悲的是，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换代让人应接不暇的时代，还是有人在“仕”了之后仍然认定自己永远是“学而优”的，在端官架子的同时也不愿放弃“学”架子，行政的官要做，学术的官位也不放，即便丢人现眼、贻笑大方也在所不惜。呜呼！今之世，“学”与“仕”之不辨久矣！要建立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一大批能专心为学的货真价实的“学者”，且还要让真正的学者能够有尊严地在学术道路上为国创新。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项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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