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访谈以分子神经生物学研究而著名的生物学家饶毅。在美国工作期间，他就关心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近十多年，他经常访问中国，讲学并领导实验室研究。2007年，他终于加盟北大，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答：小时不容易意识到，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的父母影响就很大。有各种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使我对世界有比较正性的看法，也使我觉得做学者好像是理所应当的。父亲那边，给了独立精神和自我努力的动力。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现分别在武汉做工程师、美国做生物教授）。但从出生到五岁，母亲主要带我一个。母亲常给我讲故事，有些故事是她自己编的。她一直保持着重教育的家庭传统。她祖父是二十世纪初期清朝的举人、1905年到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科。她父亲长期在华中工学院任教授。她七兄妹都受过大学教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江西不算常见。小时候，因为父亲家人无联系，只交往母亲家的亲戚，一大家子很和睦。母亲的兄弟姐妹各有特色，对我们后代有影响。母亲乐观看待事物和人。这也许对我保持积极的态度有益，即使当现实并不很完美时也是如此。

 

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我七岁之前很少和他接触。他和母亲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人。我不懂如何与父亲相处。我和他的重逢也不幸地和他下放到农村同步。他是一个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医生，这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少见。你可以想象，对于父亲来说，从上海顶尖的医学院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并和“赤脚医生”一起工作，不能算是开心的经历。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回江西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灾难，我只认为他太严厉。父亲有时罚我给公社卫生院扫地，不过它不大。后来我们知道，他十三岁失去母亲，虽然他的父亲活到了八十多岁，但我父亲基本依靠自己成长，他中学住读，大学时父亲去台湾工作（一般职员，并非政府官员）。他自强不息，经历很多挫折还一直努力。80年代他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进修，很多年不仅做医生、还做研究。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独立的榜样。我觉得自己实际很多方面不如父亲和我哥哥，只是时代变了，我得到比他们更多的机会。这使我对于父兄同辈的其他中国人有内心的尊重，不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不能发展而认识不到他们的长处。在这一点上，有些没有大陆经历的人就低估了国内的人，也不真正了解中国。

 

简而言之，对我来说，我觉得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使我对世界有比较正性的看法，她的家庭背景也使我觉得做学者好像是理所应当的。父亲那边，给了独立精神和自我努力的动力。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和父母、弟弟一起下放到农村，我在小村里开始上学。2006年我带子女和其他两个美国长大的小孩去过，几乎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学校的房子还在。我上学时老师不够，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合在一班上课，老师一半时间教二年级，一半教三年级。我跳过了一年级，因为之前我母亲教了一些字，还有一些字是我从大字报里学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处都是大字报（现在很多年轻人没听过）。原来村里的学校现在是牛栏，另外建了新学校。除了新学校以外，村里这40年其它盖的新房子很少。可见农村很重视小学。公社（乡）政府所在地改建比较明显，而县城（清江县、现在称樟树市）现在城区完全变了。

 

我从村转到公社所在地的小学，有时教室是农民家的厅堂。有个老师是上海下放的高中生（“知青”，后来和我同年上大学，现在深圳）。小学最后一年半回南昌完成，交的四个好朋友现在还有联系（有一位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现在华尔街、一位华东师大数学毕业现在硅谷）。1974至1978在南昌十中。几乎都是和其他的孩子玩过来的，也有几个好朋友，有一个同学的数学直觉特别好（后来念南开数学系）。那时丝毫没想到研究生物，我们没有生物这门课，只有一门“农业基础知识”，而且有时开有时不开，内容是怎么养鱼、养猪和养鸡。现在南昌十中是很好的学校，那时是就近入学，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学校可能主要是提供了一个社会环境，让孩子们互相交往、相处，也尽量减少孩子给社会制造麻烦。即使这样，我同班同学有几个犯罪。这在当时并不罕见。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对于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78级应届生，比77级多几个月复习。上大学时，我读了很多有趣的英文小说（刚开始是简写本，后来原著）。我开始读研究论文，还写过三篇文献综述，在国内杂志发表。那时大学教师读英文文章的也还不普遍。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两年中，大部分时间读论文和听讲座，当时上海有国外的科学家来讲生物的，都去听。大学和研究生的一些朋友，以后做学术的很多，比如梅林和鲁白，和我一直是同行。可能我交往的以对学术感兴趣的人为主。其他人，我可能没有能力维持长期对话。

 

我于1985年去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UCSF）念研究生，那里的教育和我以前受的很不一样。UCSF是美国生物医学最好的研究生训练场所之一。有一些非常好的老师教课。如遗传学家Ira Herskowitz是我听过的最好讲课老师，Bruce Alberts是细胞生物学世界权威教科书（《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的第一作者，不过讲课不很好（他后来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现任《科学》主编），诺贝尔奖得主Bishop那时还讲课（后来做校长了）。Ron Vale这样的新秀当时UCSF和斯坦福大学正在抢他。

 

我听了很多课，一些是为学位，另外是自己好奇和觉得需要而旁听的。几乎听了所有神经科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的研究生课。UCSF也有几个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生化、神经、发育等三个系列特别好），Nusslein-Volhard这样的顶尖科学家常来。在进Yuh-Nung and Lily Jan（詹裕农、叶公杼）实验室之前，我曾轮转过另外三个实验室（分别是细胞、分子、电生理）。在詹叶实验室，我具体研究果蝇 一个称为“big brain”的基因。发表了三篇论文，第一篇发表于1990年。詹叶两老师对我不同方面影响很大，也很支持我的发展。系里还有一位教授Louis Reichardt不仅科学做得好，而且是出色的登山运动员，曾上珠穆朗玛峰，不用氧气上K2（世界第二高峰）。他也在不同时期支持过我。

 

1991年我去哈佛大学Douglas Melton实验室做博士后。那段时间我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找工作时那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所以找工作时以为会非常困难。但很幸运有六个学校给我面试机会（其中Rutgers大学是因为学校想要吴瑛，为了争取她，附带给我机会），面谈后六个学校都给职位。1994年我们去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助理教授，开始了我第一个实验室。华盛顿大学神经发育研究有非常好的历史，整个生物医学也很强。我实验室试了几个方向，包括眼睛发育等，最后定在研究神经纤维投射和神经细胞迁移的分子机制。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十多年。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发现是神经细胞的迁移和白细胞以及其他细胞是相似的。2004年我实验室搬到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医学院。系主任非常支持我，2007年回国后，他还希望我回去，我对他比较内疚。

 

我从1995年起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国科学院已有十多年的不同经历。我在中国的实验室于2004年在北京生命研究所启动。除了在神经发育方面，我们还开始了社会行为的分子基础的研究。北京大学自2004年我刚到芝加哥时开始和我联系有关生命科学学院的问题，最后我决心于2007年加盟北大。

 

答：那时中国的自然学科发展远落后于美国，我经常读一些西方和日本的科学家写的文章，知道显然我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关于推荐信，斯坦福的Avram Goldstein博士曾参观过上海的实验室，我陪同过。以后我问他能否写推荐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的Theodore Bullock博士来上海做讲座，我请他给我一个面谈的机会，面谈后，他同意写推荐信。那时美国学校很少面试中国学生。冯德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神经生理学家，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安中教授引荐我去见他，面谈后得到他的支持。

 

答：虽然我选择了分子神经生物学，但我并不想学医学。医学院当时是我在填报志愿时最后一个志愿。我当时入学考试并没有考好，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一些其它的学校。江西省招生办的老师把我调进了医学院，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是一名医生。我不想学医，而且还试图在我父母的帮助下退学，有几个月没上大学，但退学不成。现在中国学生可能看不懂，那时一旦被录取，一般不允许退学，惩罚较大，因此我就又返回了学校。

 

当我在医学院上生理学这门课时，对神经生理学感兴趣，有段时间我对免疫学也很感兴趣。神经科学和免疫学的课外书籍和文献都阅读了，最后发现对神经的兴趣大于免疫。在上海医学院，我去了张安中的神经药理学实验室。我开始在上海医学院和邻近的中国科学院大量读文献，也几乎听遍了那时上海地区所有生命科学的讲座。因为不是很多，几乎都能赶上。大部分讲座的地点都非常近，但是有的讲座也需要坐公交车穿过半个大上海。这之后九十年代早期我在哈佛大学的剑桥主校区读书的时候，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听一些重要的讲座。我觉得，如果每周不听学术报告，就像每天不吃饭一样，很不舒服。

 

读文献对有助于我最后决定研究分子神经生物学。基因克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每周都有报道，我也被其所兴奋。我和鲁白等经常讨论文献，组织了也许是中国第一个学生的文献讨论会（journal club），因此，当我申请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很清楚要做什么。

 

我认为我在学术上的成就很有限，今后还有研究要做。我最大的成就感是和学生在一起。我喜欢和实验室的学生进行科学交流，也喜欢开课。在华盛顿大学的初期，我和两位好友Kopan和Cagan开了一门课Molecools（酷分子），当时很受欢迎。2000年，我和吴家睿在上海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后来扩展到北京，一直持续到现在叫BIO2000。现在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这门课程的由来，我认为一小部分学生上过此门课而改变生涯。不过现在这门课也许要更上一层楼，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课来取代这门课。

 

答：动力和才能。我做自己高兴的事情。我的日常生活是首先把家庭生活的时间固定，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工作。从1994年做教授助理开始，我很少在周末或者晚上工作。在科学领域里，并不是必须要在实验室或者办公室里才可以做研究。

 

我不要求学生刻苦。如果他们有兴趣，他们就会追随自己的兴趣。如果他们没有兴趣，那么要求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没意义。我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我让学生想清楚他们自己想做什么项目和实验，我只是提供建议、意见和指导，而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一些学生不是很适应这种方式，而另一些学生成长很快。学生比我好，使我自豪。学生不如我，使我沮丧。

 

答：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去做。虽然一些人可以在出国后继续探索，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学生要做什么的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出国留学就能解决。

 

答：我认为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可以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或者西方很少有人在推动教育方面做出努力，部分原因是研究的压力，部分原因是它不能带来很快的回报。我希望有一个长期的改进，并不在乎是否有回报。这个工作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国家需要发展，需要很多各种才能的人。不言而喻，教育很重要。

 

答：激励、引导和支持。我希望我们的教职工和学生都能竭尽全力。

 

答：在今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将出现一些国际一流的学生，不能达到这样水平的学生也能找到安居乐业的场所。我们的学院也应该有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发现。学院里的人员都乐于交流和分享我们的智力成果和知识。

 

答：众所周知，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差距。有一些社会因素制约、束缚北京大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北京大学前进。我们应该追求关系中国未来的更高的目标、并提供达到此目标所必须的教育。北大应该培养未来知识领域和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答：在这方面，我第一篇文章是在冯德培（T. P. Feng）去世后纪念他的一篇文章。最初使的原因是感恩，纪念我钦佩和感激的人。他在1985年给我写了推荐信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他去世。

 

简而言之，我发现把研究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非常有趣，因此我为公众介绍了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发现。

 

我还没有写自传的计划，而且，最精彩的自传可能在小说里。

 

答：我们应该以寻求中国未来为目标、并提供达到此目标的教育。

 

（英文版发表于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