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出生于1936年6月，宁波籍。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92-1996），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87-2001）。
　　

杨福家教授也是复旦大学玻尔教授（中国第一位以玻尔命名的物理学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自1998年起被聘为美国 Vanderbilt 大学物理名誉教授。杨福家教授也是日本创价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名誉人文博士，香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名誉博士。
　　

杨福家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1993-1998），自1996年起担任世界大学校长执行会执行理事。杨福家教授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位在西方大学里担任要职的中国人。

曾经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上海十大高校精英之一的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

　　“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这就是毫无迟疑的信念和绝无虚妄的豪情”。

　 　不错，他本来或许应该是一位诗人。拜伦式的，雪莱式的，狂飙突进式的，但骨子里却是屈原式的诗人，充满了梦想或者幻想，激情满怀或者豪情万丈，像一名手 执戈矛随时准备脱手一掷的战士。但造物主却阴差阳错地把他塑造成了一位儒雅的学者，一位院士，一位执掌中英名牌大学的教育家。不过，我们透过他那厚厚的眼 镜片，仍能从他严谨缜密的科学思维背后，看到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闪烁着的“对人生、对世界、对祖国、对自己、对未来”的理想主义光彩。

　　被点燃的知识火种

　　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但他的故乡却是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河角村。镇海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县区，面积218平方公里，人口27万。但它出包玉刚，出邵逸夫，出大学校长，尤其盛产院士，26位。骆驼镇上就出了好几位，而杨家一门就走出了两个：杨福家和哥哥杨福榆。杨福榆是贝时璋院士的高足，著名生物化学家。兄弟俩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也差了9岁，却在1991年同榜荣登院士，这是杨家的光荣也是宁波人的光荣。

　　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却也淘气顽皮。读初中时有一次将粉笔灰嵌入粉笔擦中，老师越擦越不干净，盛怒之下，勒令其退学。杨福家也曾多次转学，幸运的是上高中时进了一个好学校：上海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创建于1874年，是上海的一座名校。在这里，杨福家头脑里的智慧和求知的“火种”被点燃了。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杨福家开始发奋上进。暑假里他将自己关在亭子间，一口气做了1000多道数学题，使数学成绩从不及格一跃而获得满分，并由此养成了很强的逻辑观念。从小学就开始学的英语，原先总也学不好，在格致中学老师的诱导之下，发现英语原来非常有趣呀，学习劲头鼓起来了，结果英语也成了他的强项，使他终生受益。

　　事隔多年之后，杨福家犹念念不忘格致中学给了他人生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人生观，从一个糊里糊涂的“小捣蛋”，成为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二是点燃了他头脑里知识的火种，培养了学习和后来做学问的兴趣，更让他懂得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尊重知识。也许，正是这两件宝贝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基础。1997年，第54届校友杨福家个人出资在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不少人提议命名为“杨福家物理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把它定名为“爱国奖”。他认为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情感，设“爱国奖”，就是希望格致学生铭记自己是祖国的儿女，激励自己担负起祖国赋予的责任——这也正是他，一个学子对祖国和母校的“寸草春晖”。杨福家每年到母校颁奖，至今已是第9个年头。

　　复旦情结

　　1954年9月，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从格致中学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学生后来做到校长，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与物理学科的终生情缘。

　　在复旦物理系，系主任、也是普通物理学的授课老师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第一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是由王福山教授主持的口试。杨福家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师，又是平生第一次口试，心情十分紧张，结果只拿了个4分，这也是杨福家4年大学惟一的一个4分。以后，杨福家又师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间或也溜出去旁听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那时的复旦校园很小，也没有高楼。但正是从这些导师的身上，杨福家真切地体会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至理名言。

　　在杨福家4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时年43岁的一级教授卢鹤绂，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给他们开设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课，而且有幸在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成了杨福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卢鹤绂把他领入原子核物理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使之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卢鹤绂常常这样忠告青年学子：“一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发展，最后的目标是来创新领域；二是要老实，不要虚伪，弄虚作假、故弄玄虚的人都是站不住的。知而告人，告而以实，仁信也。”

　　在卢先生指导杨福家论文的时候，国际物理界发表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在当时这是最新科研成果。卢先生不希望他的学生轻轻松松地拿论文，而是要他这个未出茅庐的大学生去碰一碰那个世界前沿的课题，鼓励他去试试另外一条途径，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经过半年努力，杨福家发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但即便如此，杨福家的收益仍然非同一般，因为他在卢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通过做这个论文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5年后亦即1963年，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1964年，杨福家有幸在哥本哈根遇到了其中一位，因为有当年的基础，使杨福家有能力与他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追求卓越”，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1960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是其中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24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3年后也才是个讲师。

　　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195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24岁时，我被任命为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负笈丹麦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难忘的两年。

　　临出国前，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给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深造的人员亲口讲了一个故事：当年陈毅留学法国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主动为她让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个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杨福家的心灵，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诚然，陈毅元帅故事里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毕竟站起来了。但是杨福家也看到，在这个以实力排座次的世界，一个虚弱的民族纵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个小脚女人和东亚病夫——不要说叫人家给你让位子，就是你想给人家让位子都没有资格！——要紧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玻尔研究所，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于1921年创建的。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杨福家深为玻尔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玻尔的追求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追求吗？

　　杨福家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

　　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期间，该所来自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多有博士学位，而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5年的讲师，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杨福家总是满腔热情主动地工作和学习，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同学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年夏，杨福家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玻尔教授祝贺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他延长在丹麦工作的时间。

　　在此期间，杨福家的另一大收获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除了他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对世界物理学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不朽贡献之外，还因为他爱才如命，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来所工作，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以致被人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尤其是在玻尔倡导下形成了“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精神”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亚于玻尔的量子力学。而对杨福家来说，在丹麦两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也许是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时的最好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蹉跎岁月不蹉跎

　　1965年8月杨福家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继之祖国陷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幸免。

　　不过，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哪怕在夹缝中也能找到。1975年3月，杨福家带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 在厂里，杨福家发现该厂环境污染测试计算出来的结果，有不少是负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百思不得其解。杨福家找到有关部门，查核 了计算公式，发现原来该厂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苏联的，在我国根本不适用。再查查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的环保测试公式，也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这些国家的计 算公式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一个公式只能适用于一种条件。但是这个发现也使他兴奋不已，因为发现新的问题正是新的科学创造的契机。从解决这一新的难题出发，以及从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着眼，杨福家决心搞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经过他数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6个微分方程，终于推导出了“核级联衰变一般公式”。这一公式可适用于所有厂矿的环保测试，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与苏联的所有相关公式，因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运用于重离子反应、寿命测量学方面，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这个公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迅速成为测试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哲人说得对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把“炉子”砌起来

　　“文革”灾难终于过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实验室和课堂。杨福家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来的，还有职称，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有人劝杨福家，为了“正高”，应该埋头写论文。杨福家则不这样认为，写论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实验室建起来。国 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有质量，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学有很多烧得很旺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而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缺少足够的好炉 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炉子烧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样的炉子里锻炼成好钢创造条件。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当时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多年前他就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有这样一个实验室。因此，“文革”结束后杨福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建起来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1989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实验室上去了，高质量的论文也出来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也从这里培养了出来。1980年杨福家升为教授，1981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

　　相比于复旦的原子核实验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个更大的“炉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长的邀请，是因为他曾担心行政事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当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这个“炉子”烧得更旺，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能够进一步调动全所1200多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还在杨福家走马上任之前的3个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来信者是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的副研究员陈茂柏。信中写道：“我一直思考着在有生之年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们意欲带着本课题可能有的基金资助来投奔你处，并恭请你为本课题挂帅……”信发出3天后，陈茂柏戏剧性地得知杨福家将调任原子核所所长。不久，他接到了杨福家请人带来的口信，约他到家里聊天。见了面，杨福家认真地听了老陈关于自己进行微型回旋质谱计研究的情况介绍后，说了两句话：“我支持你，但你要冒风险。”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陈茂柏久久盼望的，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杨福家到任后，与所党委共同研究，积极推进“一所两制”的运行体制，提出了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坚决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杨福家自然也没有忘记陈茂柏，为了使陈茂柏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福家亲自写信为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的陈茂柏力争：超灵敏质谱计是当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尚属空白。陈茂柏等提出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试。结果，这个课题被立项了，负责人就是陈茂柏。一个副研究员领衔一个项目，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93年6月1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持下，以陈茂柏为首的课题组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通过了鉴定和验收，成为我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国外耗费了大量资金，研究了近10年还没有成功的项目，被陈茂柏攻克了。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2000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还中国人发现的。周光召院长曾经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铂-202”。1992年7月28日，这项研究成果终于正式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的版图！

　　这就是杨福家的“炉子效应”。

　　追求卓越，创造一流

　　1993年2月，杨福家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自从1905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1993年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杨福家说：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

　　杨福家郑重地宣言：“复旦的昨天是辉煌的，明天将更美好。复旦两字意味着‘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一个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是杨福家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很快，古老的复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最年轻的。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说：“‘给青年人以机会！’——复旦大学这个口号提得好，不仅对大学培养第一流人才十分重要，而且对全社会有普遍意义。”“让我们各行各业都学学复旦大学领导人在培养新一代上的责任感和胸怀吧！”

　　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而建立一个“Think Tank”(即：智囊团、思想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很快，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所提Think Tank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1993年2月12日，春节刚过，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没有围墙、完全开放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复旦园里挂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誉院长，杨福家则被推为院长。

　　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库”？杨福家的解释是：复旦的目标不是要创一流吗？一流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那样。复旦在上海，既要打“中华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为龙头、带头羊的上海腾飞过程中献计献策。复旦不仅应在基础学科方面拿国际金牌，而且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起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缘故。”

　　杨福家豪迈地宣布：“复旦大学应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她的烙印。”

　　复旦的“思想库”一设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实力。1993年6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研讨会在锦江饭店隆重举行。100多名著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进行决策论证。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称之为“拉开了21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评价说：研讨会将对上海市委、市府进行上海的战略决策提供很重要的参考。1994年3月，复旦的第一本绿皮书《重新认识中国——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就呈现在上海市领导的办公桌上。

　　尤其让复旦人自豪的是，复旦的“思想库”不但成了上海市发展建设的“高参”，还为国家输送了杰出的人才。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得力大将王沪宁，曾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政治学、行政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江泽民总书记“借”去，从此不还，1995年4月起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胡锦涛继任总书记后，即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胡出国访问时，王沪宁常以核心成员身份伴随左右。

　　杨福家执掌复旦后的作为，《人民日报》在1994年12月17日、20日、21日、26日连发4篇文章，并配发编者按，给予高度评价。

　　“知识经济”的“二传手”

　　杨福家有一个主张：既然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就应该多走出去。你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你。1996年，杨福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给了他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极好机会。

　　每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都要举行一个总统早餐会。杨福家多次出席过克林顿和小布什的总统早餐会，觉得的确受益匪浅。特别是1997年2月6日克林顿总统的第45次早餐会，杨福家等3位外国名牌大学校长和来自170个国家的650名外宾，一起聆听了克林顿发表的即席演讲。克林顿演讲的主题是团结、合作与教育。“虽然我们乘不同的船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克林顿的话虽然轻松幽默，话题却也很有分量：“在我下一任期四年内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人民在全世界受到最好的教育。”特别是，克林顿强调：“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进入以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为特征的新世纪，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标准。”

　　“知识经济”一词虽然早已有之，但从一位国家总统的口中这样郑重地提出来却还是第一次。思维敏锐的杨福家像捕捉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一样，瞬即意识到了这个英文单词的特殊意义：它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的时代开始了！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等文章，被几十家报刊转载。杨福家文中以比尔·盖茨为例，阐述了知识经济的含义及其巨大威力，并迅即请复旦有关同志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当时“知识经济”在国内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名词，杨福家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后，知识经济问题才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并很快成为新的热点。《文汇报》主任记者江世亮撰文指出：“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知识经济”的概念很快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在中科院一份报告中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同年6月1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看到国家最高领导这样迅速接受、并这样重视“知识经济”，看到高层领导的意志很快化作全国的行动，杨福家欣喜之至：

　　有什么能比当这样一个“二传手”更快慰平生的呢？

　　出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1999年1月，杨福家卸下已经当了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原想专心一意地继续搞他的原子物理，但是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2000年12月12日，著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

　　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去担任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呢？校方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而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1年2月13日上午，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杨福家偕夫人告别祖国赴英履新，正式就任诺丁汉大学第六任校长。而专为他举行的任职典礼，选择在7月4日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前。这一天，在因传奇英雄罗宾汉和“诺丁汉森林足球队”而闻名的英格兰中部文化名城诺丁汉，在有“大学公园”之称的风景如画的诺丁汉大学校园，在英格兰童话般的清澈的池塘、参天的古树、古堡似的小楼之间，旷古未有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接着，在杨福家以校长身份主持的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包括中国等139个国家留学生在内的3000名毕业生，在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家长和当地政要名流的注目中，一个一个鱼贯上台，接受中国校长的亲切祝福。从清朝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开始，至20世纪末，中国学人踏出国门，目的全都是一个：学习。但是从本世纪的第一年开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所有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都将签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那是他们的校长——杨福家。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本身，它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先进意味着发言权！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说：“英国大学能选一位中国科学家当校长，证明他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而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是他们改变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路甬祥说：“诺丁汉大学聘请杨院士为该校校长，是对他科学工作的成就、贡献及影响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就在杨福家执掌诺丁汉的消息传出不久，在香港的一辆出租车上，当司机认出眼前的杨福家就是那个令人扬眉吐气的中国校长时，竟当场激动得流泪。要知道，在从前，不要说请一个中国人到英国去担任名校校长，即使在中国国土上的香港，也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让你中国人当！

　　就在杨福家面前放着权杖，凭王室赋予的权杖来行使他的权力主持庄严仪式，看五星红旗凡是他坐到这个台上的时候就冉冉升起的时候，有一次在台下坐了一个华侨会会长叫江凤翔，仪式后他一定要请杨福家吃饭。他说自己是60多年前来到英国的，他问杨福家：你知不知道那时候英国人叫我什么？杨福家说不知道，他说：“叫我‘清人’，脑后拖着一条屈辱的辫子的‘清人’。你知道吗？清朝最腐败了，所以叫我清人，不叫我华人！……没有想到，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大学中间的惟一一套衣服、惟一的一顶金边帽给真正的华人戴上了……”

　　言未毕，泪滂沱！

　　大楼，大师与“大爱”

　　到2003年底，杨福家的诺丁汉大学校长3年任期已满，该校董事会却再一次作出决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2004年到2006年年底。不言而喻，这当然是对杨福家的工作的肯定和褒扬。

　　十余年间连任两所中外一流名牌大学校长，杨福家可谓千年华夏第一人。在杨福家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份荣耀，毋宁说是一份责任。出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四五年来，杨福家站在这个国际高等教育制高点上，他看到了许多，也想到了许多，也就有了很多的感慨。

　　2004年8月，正当全中国的考生经过紧张的期待陆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杨福家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在中国四川一所农村高中，一个叫郑清明的优秀高三毕业生，因为家庭贫穷拖欠了学校600元学费而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在深深的绝望和悲哀中卧轨自杀了……一个未来的人才被扼杀了，茹苦含辛攒下每一分钱供他上学的70多岁的外公外婆的梦破灭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的脱贫希望无情地被碾碎了！

　　骇人的悲剧！极度的震惊！痛彻心脾的惋惜！初读这篇报道的杨福家百感交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在几个月后面对笔者的采访时仍然难以自抑：

　　“我是在外国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在外国同行面前读到这则消息的！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中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啊……”

　　更有甚者，报道说18岁的郑清明是被一列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撞死的。文章作者说，郑清明的死让人“看到的是中国农村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看到的是被快速向前行驶的中国经济快车落下的几亿中国农民”——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钢针刺中了杨福家的心。

　　郑清明之死的确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学校和老师多一点宽容和同情，如果社会多一些关爱和援手，如果政府多一些体恤和措施，当然最根本的如果外公外婆不是这样的贫穷，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郑清明可以死而复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即刻掏出这600元。区区600元啊，不就是城里人的一顿饭吗？不就是大学城里的一砖一木吗？可是600元和一条宝贵的生命，和一个美丽的希望，和一个美好的未来，怎能划上等号？

　　痛定思痛，杨福家还有深一层的联想：假如悲剧没有发生，假如郑清明如愿以尝考上了大学，当他和油枯灯尽的外公外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又会怎样？不难想象，扑面向他们压过来的就不是600元，而可能是6万元！你能想象一个已经榨不出区区600元的家庭，怎样去筹措这笔巨款？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说不定，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郑清明仍然会选择迎向那列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

　　——这不是学者的想象，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像是为了验证杨福家的联想，不久以后，又一则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郑清明卧轨两个月后，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

　　为了得到一张大学的书桌，一个学子付出了自己鲜活的生命，一个母亲要舍弃自己身上的器官。杨福家在问自己：我们的大学怎么啦？我们的教育怎么啦？

　　几个月后，杨福家从英国回到了国内，当他迈入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大学校园，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从并校之风开始，更名秀，圈地热，一浪高过一浪；校园一个比一个大，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大学城一座比一座宏伟……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本是好事，但，这就是国家和民族所呼唤的世界一流么？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校长这样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名言被一次次引用，但大楼还是一幢一幢地崛起。

　　杨福家从199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2001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世界为他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使他有机会一窥国际名牌大学的堂奥。

　　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这些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称道的大楼、也没有人屑于称道大楼。在剑桥、牛津看到的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而且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2000年排名第一)；前者6500名学生，后者2000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

　　一句话，大楼的高度和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们把天文数字般的巨资浪掷在圈地、建摹天大楼、造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学城，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很可能把我们追赶世界一流的宝贵时机给耽误了。

　　面对那耸入云天的大学高楼，杨福家马上联想到那些渴望迈进大学门槛的清贫学子。他觉得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刺痛，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于是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诘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文章尚未发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波涛。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如是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您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您曾经是复旦大学校长，但这几年，您在国外的时间相对更多。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

　　杨福家回答：“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爱：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杨福家大声疾呼：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除了“大楼，大师”外，更需要“大爱”！何谓“大爱”？ 在杨福家看来，首先是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 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而不再有郑清明式的悲 剧；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让杨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应。他平静地对笔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对中国大学来说，争创世界一流的道路是崎岖漫长的，杨福家愿做一个播火种者和传薪人，但他更愿意做一个实践者和探索者——

　　创建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

　　公元2004年9月17日，在杨福家的故乡——浙江宁波，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鲜花、彩旗、喜气洋洋中开学，迎来了中国第一批256个不出国门而能留学的幸运的学子。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身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在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第一”！

　　“我有一个梦”，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杨福家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创造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追求，有没有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怎样把英国诺丁汉大学这样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到国内，这是杨福家2001年到英国上任伊始就在考虑的问题。

　　2003年1月5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是万里学院的顾问，他对万里和徐亚芬不但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因此徐亚芬的要求和杨福家不谋而合。尤其是把学校办在故乡宁波，让家乡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到世界名校“留学”，那是多么好的事情！

　　杨福家思考了一下，然后以他那科学家加教育家的缜密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这个事情我无权决定，我们要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大。”第二句：“非赢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教育方针都出来了！第三句：“我可以保证，我们办学不会拿一分钱到英国去。”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对祖国，对家乡！

　　不久杨福家就去了英国，而且很快，带了诺丁汉的执行校长来到宁波。从2003年1月5日徐亚芬夜访，到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开学，满打满算正好20个月，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校区的中外合作大学宣告诞生！

　　后来的事情全部实现了杨福家代表英国方的承诺。早在杨福家出任诺丁汉校长的消息一传出，许多国人就以为英国人是借杨福家来赚中国人的钱。他们不知道好的学校不是为了钱。当万里与英方签约几个月后，英方却单方面宣布，鉴于宁波方面目前有困难，平衡根本做不到，为了补偿，他们在三年内再给5000万。这个突然的决定，把徐亚芬感动得不得了！

　　宁波诺丁汉的创办，实现了杨福家的一个梦想。还有一个梦想也在他的努力下成为现实：他在英国诺丁汉和宁波诺丁汉分别设立了“梦想基金”，目的是帮助能进这两座大学就读的中国贫寒子弟实现大学梦，然后和他一起，和全世界每一个炎黄子孙一起，去共同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

　　让我们已经站立起来的，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站直了、站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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