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词,向来只是门外汉,不得门径而入。
不过,足球踢不好,指手划脚、指点江山似乎不太难。
诗词圈都知道,古体诗不古,近(今)体诗不近(今),新体诗(永明体)不新。
我就想到,面对现实,与时俱进,可能更加有利于诗词的生存与发展。
改革,改革!不改则被“革”。正如读繁体、写简体的倡议一样,我认为,格律诗采用普通话音韵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应当给普通话格律诗一个正式名份,将之定名为“新体格律诗”或者“京韵格律诗”(“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取自北京话,“京韵大鼓”用韵可能相似),“五律”可称为“京韵五律”,“七律”则称为“京韵七律”。名不正,则言不顺。相应地,传统的格律诗可以称之为“经典格律诗”(此点受经济学启发)。
格律不是“李白、杜甫”的专利,格律也可以因时而变。有趣的是,《新著音韵学》(周祖庠著)认为,包括古典音韵在内现行的“现代音韵学”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新著音韵学》其实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周先生在后记中说,他的目的是想在二十世纪結束时结束中国音韵学以外国人名命名的这个时代,既是为国家正本清源,也是想为中國人、为中国学术争一口气。
我近期与周先生有些过往,不由得想到,传统格律诗的语音基础既存在问题,格律诗为什么不能顺时应变,用普通话押韵,普通话韵诗为什么没有名份?
《诗词格律手册》(王昕若著)中说:“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诗歌,有人标明五律或七律,虽然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八句诗,但如果按格律严格衡量,则这种诗歌同真正的五律或七律相去甚远。”他认为:“用什么体裁写作,完全是作者个人的自由,不会写律诗、绝句,写七个字一句的自由体诗也未尝不可,但既要标明律诗,就要严格地按照格律写,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王昕若先生的书我买了不久,因时间关系,仅作了浏览。对于什么是“正确态度”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将普通话律诗称作“新体律诗”,则泾渭分明,对错之惑顿解。我并反对王先生的说法,只是觉得,处于多元化的社会,应有多元化的表达。传统格律诗(或经典格律诗)爱好者可以看碟“新体格律诗”视作诗词写作的“初级阶段”,但不宜说“不是律诗,是自由体”。“新体格律诗”爱好者可以对“初级阶段”的说法可以一笑置之,但至少可以获得写“格律诗”的尊严与快乐。
至于诗词本身,我是一个初学者。然而,一旦想到王小波仅写了一句诗而已,我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胡适之先生也讲过,他是去了美国才懂得中国诗词作法的。
为《诗词格律手册》作序的王以铸写道:“喜欢写点古典诗词的人早就盼望有一本可以放在案头、枕边或口袋里便于随手翻检的诗词格律手册了。奇怪的是,这类手册在日本早已出版过好几种,而在作为诗词格律发祥地的我国却反而难得买到一册。这本手册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不知道古典诗词爱好者手中有什么样的格律书籍,但由此处序言可以推知并不乐观。
我想就“老干体”提些想法,“老干体”就是除了句尾押韵,内部格律并不严格遵守,写作群体应当也是最大的,也是最最值得鼓励的。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无疑使诗词的路越走越狭。“老干体”、“打油诗”的称呼是难以接受的,可以考虑改为“京韵五言”“京韵七言”等。当然,也应当鼓励“新体格律诗”爱好者向“古典格律诗”迈进。
诗词界应当允许百花齐放。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群,尤其年轻人关注诗词、爱好诗词。
从诗词的欣赏而论,中国古诗讲求的韵律在各时代有不少差异,用现在的读音或部分韵书的读音判断古诗的押韵,往往随便地怀疑古人的诗词,这也是不可取的。
至于我本人,则是骑墙派。我觉得“经典格律诗”写作群体与“新体格律诗”写作群体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作为国粹的格律诗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
创新,创新,时代的最强音!
成语四言诗是我想到的另一个话题。我自幼对诗词没有特别的爱好,说得上名的也不多,但对于成语却兴致盎然。是身处“学习型社会”、“知识经济世纪”,“创新”已是兴奋剂。
置之床侧衣橱玻璃上的郑板桥诗词无意间就充当了“床右铭”,郑板桥创制的“六分半书”颇有特色。
四言诗由于语言的表现力所限,现存数量极其有限。我就想,成语可否与诗词联手,至少可以丰富一下品种。网搜之下发现,据称我国首部《押韵法成语词典》编者:王成,王雅坤)中有一些“成语四言诗”,现部分摘录如下:
守株待兔,朝朝暮暮,饥肠辘辘,食不果腹。
难兄难弟、颠沛流离、画饼充饥、愚不可及。
骑驴找驴、气喘吁吁、笨头笨脑、多此一举。
七尺之躯、目光如炬、顾全大局、临危不惧。
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风尘仆仆、三顾茅庐、重整旗鼓、大展宏图。
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苦尽甘来、光宗耀祖。
注:本文的“骑墙”与摇摆、软弱无关,它是一种姿态。比如,你住城东,他住城西,居中而住者并非“墙头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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