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招生指标的宏观布局需要重新洗牌

（一）中国博士培养面临类似两难困境的原因。

当前中国博士培养面临着一个类似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社会感觉博士质量严重滑坡、博士招收数量太多了，另一方面，像清华、中科院等很多有能力培养高水平博士生的导师又感觉招生名额实在是太少了，特别是那些有为但资历浅的导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似两难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低资质单位（有些挂靠的甚至不具培养资质）占据了过多的博士生招生名额。有些单位的导师在招收博士之后既没有足够的培养经费，又没有开展前沿课题研究的科研思维与实验条件，根本不具培养博士的条件，招到博士生后只能让博士开展一些相当于硕士水平的低水平研究，或者将博士生送到博士资源稀缺、但有课题、有实验平台的单位去做课题，由别人代为培养，或更甚者任由博士生自生自灭、让博士生自己解决毕业研究课题，以至于出现了多例全文抄袭的学位论文事件（甚至是博士论文抄袭别人的硕士论文）。很显然，这些单位的博士生质量是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为什么感觉博士质量严重滑坡？原因其实已经不言而喻了。

不具培养资质或低资质单位占据了过多的博士生招生名额，为社会输送了太多的低质量博士，造成了社会对博士质量认可度的急剧下降，而与此同时，很多高资质单位又严重缺乏博士招生名额。这是造成中国博士培养面临类似两难困境的重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之一。

（二）扩大博士招生规模不能解决中国博士培养面临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种困局的破解，学内很多学者为教育主管部门开出的“药方”就是——大规模扩招。他们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拿中国与美国进行平行比较，认为和美国相比，中国人均博士生数量还远远不足，所以认为中国必须要大规模增加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根本就不具可比性。美国博士的就业去向是全世界性的，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博士基本是内销型。美国是在为全世界培养博士，而中国则基本上是在为自己一个国家培养博士（而且还要扣除比例越来越高的留学回国博士所占的高端就业岗位），世界对中国和美国所培养的博士的需求量完全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从数量上搞“大跃进”，只是简单地跟美国攀比博士生数量或人均博士比例，对于中国博士教育的发展可能是一场灾难。

所以，简单地扩招不能解决我国博士培养即将面临的恶性循环困境。在我国，短期内适度缓慢增加博士招生规模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能没有控制地扩大招生规模，博士生数量增长的幅度必须要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中国需要对博士招生指标的宏观布局进行重新洗牌。

在有控制、小规模、适度增加博士招生数量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要对博士招生指标的宏观布局进行重新洗牌，应建立博士招生名额向高资质单位动态调整的定期评估制度。如何洗牌？可以在博士招生规模实施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把生产低质量博士的那些单位（导师）的招生指标调整或部分调整给生产高质量博士的单位（导师）。——可以考虑用末位淘汰制度和升降评估制度来实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优化博士招生指标的同时，还可以逼着所有的培养单位（导师）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培养博士生的能力，甚至将那些误人子弟的混混儿博导剔除，而且这种操作事实上也比较符合中国行政官员的管理“口味”。

考虑到中国博士培养质量已经严重滑坡或不高的客观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是可行的。即每隔3－5年，每个学科位于后×％的单位的博士招生指标必须砍掉或部分砍掉，再按一定比例调整给其他单位。在砍掉一定数量后，借鉴职业球赛的规则，定期评估，实行升降级制度。这种招生名额向高资质单位动态调整的策略对于硕士研究生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只是一个建议，估计真的实行起来多半会招致很多人的抵制！如果主管领导缺乏魄力根本就无法实行。短期内最现实的折衷做法就是把扩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部分主要分摊给那些高资质单位。当然，该建议是建立在官方分配博士招生指标的基础上，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比较理想的博士招生模式是在学术界的自律走上正途后，实施总量控制下的“市场”分配模式（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总量必须低于全国导师可招收的容量，只有这样“市场选择”才会起作用），即由学生自由选择，让“市场选择”来淘汰那些低资质的单位或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