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我很欣赏梁教授的这个推论，而我所关心的这个“深厚的历史土壤”是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前几篇博文的思维延续。前几篇文章我追思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我认为是气候、土壤和地理的良好条件导致了文明的持续性，不同异质文明的碰撞导致了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存在的根本在于稳定、很少破产的家庭。中华文明的中心就是中原地区。所以，实际上，家庭和官国基本是紧密相连的。只要家庭、家族稳定这个官国就在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消灭，稳定的家庭正是官国的存在基础。

 首先，我们来考察官国的形成过程。

 首先，官僚体系（即政府）因为公共事务而产生。什么事情才是“公共”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不过总的来看是随着时代的顺延，公共事务在增多。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大禹治水，水灾频发，河道不畅，湖泽遍地导致人民无法生活，就象1937年黄河花园口河水决堤造成大灾难一样，所以水利建设是中国人遇到的首个重大公共事务；第二个公共事物是战争。战争的来源在于不劳而获的抢劫思想。抢劫和战争是一路货色。首先因为不同部落之间的抢劫行为产生“摩擦”，因为小规模摩擦产生小规模战争，进而引起大规模战争。战争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而产生。所以长期以来占有资源占有财富的一方都是“反战派”“反革命派”，而缺乏资源缺乏财富的一方都是清一色的“好战派”“革命派”。这种情况至少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是这样。所以，生产力落后民族侵略生产力先进民族，贫穷民族侵略富裕民族，地域恶劣民族侵略地域富饶民族形成了古代社会战争的基本原动力。对于先进民族来说，组织防御就是一种公共事务。

 所以，治理河流、战争和防御组成了古代的较大的公共事务。为了解决这些公共事务就产生了临时性的公共事务领导和机构。在原始社会这种公共机构都是临时性的，需要的时候组织起来开会、决策、实施。完了各自回家过日子。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发生一些经常性的“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是很琐碎，很复杂。比如邻里纠纷，小偷小摸，爱情纠葛、婚姻纠纷、打架骂仗，杀人放火，摧残身体等等司法纠纷，还有知识普及，组织狩猎，联合生产，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生产公共问题。这些问题原来在原始社会部落内就有，但是不是组建国家的根本原因。

 为了解决这些重大公共问题，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产生了，有治水英雄大禹的儿子首创。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官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当然，国家也是在生产力发展容许的情况下，在有了富余劳动成果的情况下产生的。

 客观的说官国的金字塔结构形成是在封建社会中期正式产生的。在奴隶社会时期全国出现的是“星罗棋布”的“散点分布式”政权。政权职能没有分化，政权领导人有生杀大权，有使用奴役奴隶的大权，这种权利是野性的一种体现。

 我们说，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公共事务才产生了政府、军队，并且人民群众在政府军队在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时候赋予了实施这些事务的人员许多权力。例如，调动指挥军队人员权力，例如使用财物权力，首先分配战利品权力，征用私人设施权力等，又例如处理公共事务的人由大家供养生活。在战争等公共事务处理阶段这些权力是必要的，是人民许可的。那么，在不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会怎样呢？不实施这些事务的时候，人民群众一般不愿意再供养这些人员，这些人员的生活一时没有着落，他们就会产生失落感，产生反感。所以，在下次发生公共危机的时候，这些人就没有积极性。所以逐渐地，供养公共事务的杰出人员就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公共事务的花费，所以逐渐形成了税收制度，随之税收制度也成为一种公共事务。这样，公共事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夏启就是把公共事务常态化的第一人。

 公共事务常态化以后，权力也就常态化了。常态化的权力在没有公共事务发生的情况下使用就是“权力滥用”。因为权利滥用，会给个人带来好处，所以权力从产生起就逐渐开始滥用了。例如随意征用“劳役”，随意增加赋税，随意发动战争。当军队对外是防御，对内却发展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对内镇压。所以，因公而私，随着统治的久远，因为私利而积累的君王财富、政府财富也就越来越多。就象共产党员的党费，从根本上说就是给党员征收的赋税，这种赋税一开始是纯粹为了公共的，但是积攒多了就成为私人问题了。

 由于王侯将相因公而私，积攒的财富越来越多，所以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权贵阶层。

 如果没有时间的持续性，积攒的财富也不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自然给予的宠儿，是一个持续富饶的国家，是一个家庭稳定，进而社会稳定（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天然反战的社会，所以权贵们就会一直存在，而他们的财富也就会悄悄地积累。他们蚕食人民土地，蚕食群众财产，霸占精良物品。

 因为，中国的周边地区不具备持续富饶和家庭稳定（社会稳定）这两个基本条件，所以，中国以外的国家很少有，也不可能自我形成金字塔官国。例如蒙古，它一直是诸侯国或者部落，例如中国东北，由于地域广大，人口稀少，到清朝前还是部落，又例如西藏也没有最终形成统治力很强的官国，而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杂合体。当然，在朝鲜和日本基本也有官国产生。

 从政权一开始建立就形成了“滥用职权”的现象。但是过去一直认为这很正常，人们普遍认为皇帝也要生活吗。群众生活好，不能让皇帝当苦行僧啊。在这种纵容思想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公私不分”的政府。在皇帝办公地，前面是公共事务处理地——办公区；后面则是生活淫乐区。有时候甚至公私不分，皇帝的私事就是“公事”——这样有“人情味”啊。

 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的政府官员都是清一色的建筑结构——官府前面办公，后面养佳人——于公也方便，于私也方便，公私不分也方便。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官国的公共物资也是官员的私人物资，官轿也私用，官马也私用，官府也私用，官服也私用，官宴也私用，官钱也私用。你根本分不清官家的吃喝拉撒哪个不是从税赋中出来的。正因为公私不分的体制，导致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客观事实。而这种事实一直就在加重人民群众的苛捐杂税，不断削弱人民群众的生存能力。它就象一个“自来水系统”，不知不觉财富都流入官家的腰包了。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当官就是趋之若鹜，象苍蝇追腐肉一样。包括当代大学生。

 可以简单地说，自古以来的朝廷都是因为公共事务而建立的，因为剥削成果财富的“自来水系统”而倒台的。因为一旦政权建立就意味着这个“自来水系统”形成。自古以来没有人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这种自发力量的存在，他努力想堵住这个漏水系统，但是他堵住了却被别人打开了。这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把所有的私欲都集中在当代官员身上，使得他们变成一群披着人皮的魔鬼。

 打开这个魔盒的第一人是大禹儿子夏启，被击倒的第一个魔鬼是夏桀，随后是商纣王，再后来是周幽王。然后是秦二世，接着是........可以说，税务机构是财富的“抽水机”，而税收使用系统是真正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中国的这个供水系统都逐渐供到私人腰包去了。这还不算王公贵族们利用权力分封土地，占有森林矿山劫夺来的财富和资源。

 中国的官国就是因为公共事务而设立而存在，因为私人利益而倒台。它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进入封建时代，中国官家的主要公共职能有了新内容，就是执行法律，断决官司，维持秩序，惩罚犯罪。有了监狱、捕快、刽子手等新官僚职业。同时，英明的官家还回进行治理江河湖海，兴修水利，赈济灾区等公共事务。英明的官家还会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开办学堂，修订历书，组织观天等。

 但是在封建社会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把“组织生产”“组织科研”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能。只有毛主席时代的官家把组织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存能力作为自己的使命。

 封建时代的国家疆域在扩大，相应地军队在扩大，官员在扩大，事务在增多，所以出现了官家内部的职能分化，这种分化本身引起了更多矛盾和事务，为了有效管理逐渐产生了中央、省、府、县四级管理体系，也就形成了官国的金字塔模式。事实证明，金字塔官国是最有效的统治工具。这个体系基本形成于秦朝，在后来不断充实完善，不断改进发展。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样子。可以说，今天的样子是它登峰造极的样子，从此后应该走向解塌的过程了。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完美地不能再完美了，给予人民群众的负担重的伏不动了，而这个自来水系统已经到处漏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