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这是中华农耕文明鼎盛时期的常态，也是中国农村始终存在一个与“都市精英”声气相通，在朝在野，角色可以互相转换的“乡绅”阶层（集团）之前提，同时也造就了千古传诵古典田园诗歌景色（哪怕是想象的，或大大夸大了的）的“调色板”。

       随着近代半殖民地工业化与当下城市化进程提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化岿然不动，少得可怜的乡村“精英”一冒头便有去无回，对农村社会起到“主心骨”作用的乡绅阶层，早已不复存在。而一百年来，从民初对“封建礼教”的反其道而倡导之，到文革十年扫荡一切权威的登峰造极，再到今日市场取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向披靡，可谓“软硬通吃”，彻底颠覆了中国农村伦理道德、乡规民约的基础（当然，城市也好不到哪去）。

       农村的衰败与道德的沦丧几乎是“与时俱进”，不到乡间，未亲眼目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们实际生存现状，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兄弟俩会为老父亲葬在谁的自留地上而大打出手，也看不懂当儿女们住上了新房，老母亲却搬进了猪圈的“现世活报剧”。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不是行文上的流畅与语词上的排比，是任何人或迟或早都必须直面的“三农问题”！农村完了，城市也完了。

        如果说，民初发生的“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影响所及仅仅是部分知识精英与少部分人，尚不能真正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胡适与江冬秀白头偕老，就是一个例子）；文革时期的“朋友割席，兄弟反目，夫妻造反”（这也是传统社会中最忌讳最可怕的人际关系危机），则横扫了大多数家庭及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圈；当前畸形的市场导向，更是让传销组织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日益衰败的农村如鱼得水，亦如水银泻地，渗入千家万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活剧，有识之士们痛心疾首，担心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从此不保。

       重建乡绅阶层是否可能？唐宋时代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乡间模山范水的召唤能否再度响起？这是天方夜谭还是呼之欲出？的确是个大问题。

       传统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遭贬遇挫之后，为寻找心灵的归宿而投入空门或走向山水，是最为普遍也最为见效的“进路”。大自然也的确是陶冶性情，忘却人世忧患的最佳场所。他们在山水世界中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忘俗忘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自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洒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豁达。今人读“潭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体会到的是古人“一切景语皆情语”之真谛。

        想像一下那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清澈与周边的“幽丽奇处”，真正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身临其境，“以文墨自慰”，处政治之边缘，同样可以阐发“大中之道”，不放弃“至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水至清则无鱼”？海瑞不能成其事是真的，但大自然则未必。较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也就多了些许积极的色彩。

         水清、石奇、泉冽、山秀、木嘉、竹美、草香，以柳宗元山水笔记为代表的这些景物，在后世士大夫的笔下，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同出一辙，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也是自身高洁人格的写照。古人笔下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寄情山水，物我同一，处江湖之远仍忧国忧民，必己达则达于（周遭）人，食乡间烟火，闻“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巅”，出世与入世，在穷乡僻壤可以统一可以相交。

        今天的“士大夫”们，还会有人愿意“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吗？也许你会调侃，去乡间旅游点盘桓数日当然没有问题，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现代乡绅集团的建立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古时的“贬”与“抑”正变换了形式在重重叩击着越来越多当代“士大夫”的心门，农村农民的衰败痛苦与城市城里人的拥挤空虚，都在日益加重这种叩击的力度。所谓的“农家乐”、休闲度假热，表面上看不过就是一种“围城”现象，归根到底，冲出去了的城里人还是要回城里去的。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会希望走得更远留得更久，这并非自我放逐，而是基于人性觉醒后的自救与自赎，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回归。这就为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民国初年，也正是目睹了广大农村的破产与农人的贫弱愚病苦，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以“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为己任，脱去长衫马褂扎根乡里，展开了真真切切的实验，这其中，尤以晏阳初、梁漱冥、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群体所作的努力最为后世所称道，甚至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韩复渠也终老于山东省主席任上，梁漱冥在山东的实验县乃至实验省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的结果，会不会比后来晏阳初作为联合国专员到世界各地推广的农业计划更为吸引人更能改变农村面貌呢？

         重建乡绅集团必先重建（非学历）乡间学用结合的教育机构。

       “有山林可供徜徉，避闹市方可读书”，此口号今天更有号召力。到山里头恢复传统的书院，甚至在形式上完全照搬古人，如请知名学者或退休高官作为“山长”或“洞长”主持，分设“致义斋”与“致用斋”，前者务虚，后者务实，农村需要什么知识就传授什么知识，当然也一定要有“牧师对牧师传道”（戏言）的空间，若干志同道合者在山里切磋学问，也是一大乐事。我坚信若有人登高一呼，响应者必众。至于经费问题，可以循“当地政府支持，企业（基金）或个人赞助，参与者自理”的路子，当年国破民穷（那是真得穷啊），晏、梁、陶等人尚可赤手空拳打下数片天地留给后人唏嘘感叹，今人怎么可能做不到？！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宏景 南北朝）到山里去吧，近来媒体上对体制内的高层（精英）人士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聚讼纷纷，真个是延也不是不延也不是，不用延了，既然多数人身体如此健康，又有一腔壮心不已老骥般的报国之志，更有现成不菲的致仕“俸禄”可拿，何不到农村去贡献“余热”，今日中国任何一个功成名就者，往上数不过三代，一定是农民或准农民出身。再来一次轰轰烈烈的“返乡运动”吧，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既可吸收新鲜空气品尝绿色食品，作一回“乡绅”，造福子孙后代，维系民族社会之安定团结，何乐而不为？！如果真有这样的书院，等我退休了，一定报名参加，太行山最深处或闽西北深山里，都是我的故乡。农业科技知识没有，教农村文盲识文断字也一定可以。

        “清清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依稀梦见之……”（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谢谢罗勇同学，你的《论柳宗元“永州八记”的主体意识》一文启发我写下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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