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一段回忆

 

子  张

 

刘可牧先生过世的消息，是上半年与长沙朱健先生通话时知道的。最近，一位友人打来电话，要我找找当年与刘可牧先生的通信，说是想为刘先生编一个纪念集，也许用得着。

与刘先生通信，那是1983年的事情了。那时我刚刚从教两年多，刚刚从下面的中学调到县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授课之余，对莱芜乡邦文献感兴趣，由散文作家吴伯箫而知道了1930年代活跃于山东文坛的不少作家、诗人如李广田、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等。巧的是那年秋天，到泰安参加省写作年会时，碰到一位十分儒雅而谦和的老先生，竟然是李广田当年的学生，他就是来自潍坊教育学院的刘可牧先生。

这件事，我在前年写的《李广田：文学生态链与非正常死亡》一文中有过描述：“某年在泰山脚下参加一次写作会议，邂逅潍坊教育学院的刘可牧先生。会中闲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李广田的散文，刘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这次来开会，其中一个心愿就是要寻访‘李老师’当年在泰山上下留下的踪迹。于是在会议休息的某天，刘先生约了济南师专的郭先生，加上我，三人一起沿着泰山西路的盘道，过龙潭水库、长寿桥，慢慢走进了李广田散文《扇子崖》的故事之中。经过一段艰难的攀登，当我们坐定在陡然耸立的扇子崖下面的山石上休息时，刘先生拿出师母王兰馨不久前赠送给他的《李广田散文选》，翻到《扇子崖》一篇读了起来。”

这段回忆完全写实，也是常常让我回味的富有意趣的人生际遇。可惜那时候没有“采访”的自觉，不知道如何从一位老人口中获得鲜活的历史背景，只仿佛记得走在去扇子崖的路上，刘先生谈到当年抗战爆发后他从泰安撤退时如何得到“李老师”的帮助和教诲，又慨叹那个年代中学语文老师的写作水平之高与他们的作家身份。我后来从李岫编的《李广田研究资料》中读到刘先生“忆抗战前后的李广田”的文章《“嘉树下成蹊，东风桃与李”》，刘先生谦逊，文章中没有一个“我”字，但只见李广田老师随济南初中而泰安、而河南许昌直到四川罗江的辗转跋涉。那被学生们自诩为“七千里长征”的“不平凡的徒步奔波”，我想刘先生自己也一定走过吧？

有着这样一番经历而又谦和、儒雅的刘先生当然也该是值得信赖的良师，所以会议结束回到单位后不久，我就给刘先生写信，向他倾诉一些如今看来十分寻常的人生烦恼。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教了两年多中学语文，一方面心气很高，似乎踌躇满志，一方面又自感受困于穷乡僻壤，缺朋少友，难成大事。这心态，或者多多少少有点文学史里“多余人”的色彩吧。然而刘先生很快复我一信，对我表示理解而又鼓励有加。他说：“你写了许多心里话，都对，但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预料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人的一生，碰一碰，摔几交也好，不然怎么会吃透人生的滋味呢！要学高尔基、杰克·伦敦，他们处在那种逆境，却获得那么大的成就。我们所处的时代总还顺利、幸福的多啊！”

一封信自然不会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可同情、理解与温暖对于陷入困境（无论这困境是真实还是虚幻）的人却永远都是珍贵的，那是生命与灵魂的救援之手，是冬日的炉火与夏天的清荫，是人人都会需要的关键时刻的一份呵护。所以，当我又找到这封信，重温当年读信时的心情，更觉得那种温暖的理解难能可贵。

1987年初夏，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确定以王统照和李广田两位山东籍作家为年度会议主题，我写了关于李广田诗歌的论文参加会议。没想到在济南东郊宾馆的庭院里又见到了与会的刘先生，此时他已退休住在济南，所以他是一大早从家里赶到会场的，他还是那么谦和、儒雅而从容，踽踽而来而又踽踽而去，一点也不想引人注意……

鹤发，童颜，一副黑框眼镜，挺拔的身躯，常在静默中。

这是我印象中的刘可牧先生。

                                                   2008、11、18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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