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王国’探奥密

 

我出生在‘技术世家’。父亲是木工，专做红木家设，舅舅是一位银设奖品雕琢艺人。抗战困难时期我上中学，寄养在上海亲戚的‘弄堂工厂’中。爱算术、自然从小开始就偏科，数理常第一，语文总最差，差到语文历史都不及格而蹬班。家里偶尔有一件‘机械’我总要动手改造。一次得到生日礼物是一汽车模型，在当年还没有塑料，一切由金属部件组装而成。‘汽车’到手就不停地在院子里推着走，接着感到汽车两旁的‘沓脚板’没有用，便找来一把‘老虎钳’把它拆了。当时才五岁，手小钳子大，拿不住，着实花了两小时才完成任务。我还记得当时的思想：‘真结实’，但非要把它拆下来。最后证明没有沓板汽车一样‘开’，只是看来‘不顺眼’，想把它装回去，已无能为力。家里有一架德国钟，样子有点古板，但从来没有停过。长针在前面，走得快，短针在后面，走得慢。当时心想万一长针有一点松动而与短针相碰必然会卡死。如果我将长针头部向钟面弯一点两针就不可能相碰，于是又拿老虎钳来‘改进’。‘啪’一声，针头断了，好在钟还照样走，没有人注意长针从此变短了，因为它比短针还是长，于是我装作不知，躲过一顿打。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德国货’不得随便改。以后在工厂，听老工人介绍经验：如果要在铁件上打细孔，可以买‘礼和洋行’的大号缝衣针用砂轮磨制成钻头—德国佬连‘针头线脑’都不放过，都是‘极品’！当时在同学间还常听到德国间谍的神话—他们能将烧成灰的文件内容读出来！德国人真是神了。

 

1957年为建设第五研究院，我的老师庄逢甘（我作周培源的研究生时由他辅导，以下称庄）又从哈军工调回北京，负责组建空气动力学科技队伍。他手里握有聂总特批的调令，可以随意点名。当初哈军工就想来调我，因为我的名字早在庄的笔记本中，但要通过周老这关，不那么容易。最后，还是五院面子大，写了个‘保证归还’的借条，老头子同意了。我到五院的第一件任务是去德国学习并接管高速风洞（由三台航空发动机驱动的跨声速风洞HK-2），同去的还有我在清华的学长忻鼎定。所以挑我们两人有一个相同的理由，在研究生学习记录上第二外国语都是德文。其实我的德文除了‘早上好’‘再见’以外，其他都靠拉丁语系字音相近来猜读。但根本的原因是国内学过空气动力学的人没有几个，而庄认得的就更少，不点我的名又能点谁？而从我这方面说情况正好相反，当时专业秘书权力很大，派遣出国留学力学的人选名单都由我来提，唯独不能提自己，只能羡慕这批被我提名的学生。现在好了，庄提我了，‘中奖了’，特别是要去长期梦想的德国。到了德国我要亲眼看看‘德国佬’是如何工作的？如何思考问题的？为什么他们在科技上总是领先，听来象神话的那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庄的安排对我真是‘天赐良机’。

 

德国的高等教育行双轨制，中学毕业后多数接受专科技术训练，今后做技术工作，当工程师；少数上大学，毕业后做研究，作教员。我和老忻在国内都已研究生毕业，比他们的工程师都要‘高’，所以专门给我们一个头衔‘学位工程师’，要我们不要去做‘动手’的工作，认为那是技工的事。为中国生产的HK-2是他们已经完成的HK-1的复制品，正在加工。不去加工车间我就只能研究HK-1的设计文件了。因为我在国内学力学理论，设计书中用到的公式极其简单。作风严密的德国老也会有错，我发现其中一个公式的分子分母颠倒了。每逢HK-1开车我总要到实验间去看前看后，心想今后我们的风洞德国造，只要‘扛回家’用就是。只是要吹风的对象必然与他们不同，也就是试验模型必须中国自己造。于是我就要求学习模型加工，得到国内批准。由于我没有机械工程基础，虽然很认真，也只能了解个模型设计和加工过程。我详细作了记录，但动手没有份。原因是模型太贵了，一件30公分的不锈钢模型造价20万马克！万一失手碰坏了，谁都承担不起。他们制作机翼样板就用光刻，当时还没有激光技术，小小的机翼剖面刻蚀的周线却很粗，能由此得到精确的机翼翼面吗？但德国佬严格地按化学刻蚀的线迹加工，一丝不苟。每个细节我都仔细看来，严格按着规定做，倒也不着急。文化大革命期间‘乐逍遥’，我就用机会亲自动手拆装别人的旧相机，几乎都是苏联产的‘佐儿基’，机壳上的螺丝有长有短，松的不拧自己掉，紧的宁坏了螺丝头也下不来。其实生产‘佐儿基’的工厂设备就是战后从德国搬来的，只是没有德国人工作作风，生产不出‘德国货’。反过来，如果能有德国工人的认真劲，即便没有德国机床还是能生产一流的产品，这从‘东洋货’的信誉转变可以得到证实。

 

我在德国时间很短，原计划一年。为安装HK-2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到国内，发现没有懂专业的翻译难于交谈，临时要我们两人中回来一个。我们两人为一组，谁回来由我组长说了算。于是我便提前回国，在德国前后正好100天。不过有两件特有的经历：一是在外过狂欢节和圣诞节。狂欢节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反正戴上德国朋友给我的一顶纸做大帽子（当时德国还很穷）去参加，我不会跳舞，就坐在用牛奶白酒加糖调制‘利口酒’的搅拌机边上不断地‘干杯’，欣赏他们老老少少又蹦又跳。至于圣诞节，在国内也在电影和图片上见过，光怪陆一定更热闹。谁知圣诞节老外都回老家团聚，工厂区都没有人了，铺子也都关门了。我们事先没有准备，面包吃完没处买，住房的暖气也停了，真是又饿又冷。最后，只好硬了头皮去敲铺子的门，打扰老板的家庭聚会。只是德国人很友好，大家从游记中都知道，不说了；另一件是坐喷气式客机，当时只有俄国有--图-104。像我这样的干部本来没有资格坐飞机，但因有国内‘紧急任务’，大使馆专门为我买了飞机票，而且是这一特快的喷气式飞机，真是开眼界了。

 

不论是阅读HK-1风洞的设计书或是考察模型制作的全过程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还能‘捞’点什么？因为我在设计室，那里有几个按风洞设计需要而收集的有关参考资料柜，容许我取阅，其中对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封面打有‘绝密-戈林’图章的复印件。这些全是二战期间纳粹为军用航空所作的研究报告，现在解密了。肯定美国俄国都有了，但中国还没有，我便贪婪地读，抄。有许多是基本实验，还没有由此形成‘发现’，看过也就算了。而有两件对我印象很深，报道虽然短，除了文字外，我将上面的图都仔细描绘在自己的本子中带回国。这两件都是特种风洞：管风洞和沸水引射式风洞。他们在特定工况可以非常低的成本得到高速气流，这与五院不计成本但要求风洞泛用的方针不符，可是对高等学校和某些作基本研究的单位却现实可行。回来我向北大负责流体试验的同志介绍管风洞，因为北大已在孙天凤教授领导下建成激波管，一般它只研究激波。而管风洞就是加长的激波管再在试验段前加一个Laval管，利用管内稀疏波反射回来前的一段稳定气流做成高速风洞。北大的朋友最初‘瞧不上’，过了几年他又从国外杂志上见到，作为‘新发现’向我介绍。去年听说科学院建成世上最大的风洞设备，全长324米，其实就是管风洞。一个原理，即便加长到3000米也一样，无非是反射回来的时间长，可以采用反应较慢的仪器而已。另一件我向清华大学介绍，当时他们得到两台活塞式航空发动机，打算用它作高速风洞的动力，这当然是机械无知。因为我从德国回来时正逢大跃进，‘敢说敢想’。在北大也一样，要建高速风洞，打算从十三陵建钢厂来解决风洞所需钢材。可是当时在清华已建成3000kw的火力发电厂，已有‘沸水源’。德国用沸水引射的跨声速风洞所用成本只有普通风洞的九分之一，如果已有沸水源岂不更便意。只是清华的领导也与北大的一样，‘意志决定一切’，高速风洞没有建成而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由于没人采用，我已有的亦仅仅是一张示意图，我决定将沸水引射的的热力学关系和气流引射的动量平衡算法补全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供后人参考。去年，力学所给我看了他们的喷射试验录像，看完后，我找出这篇50年前写论文给他们。他们‘照算’，认为有理，原打算用于高速列车试验，临时计划改变而中断。

 

故事讲完了，我带着疑问到德国实地考察，对德国民族有一点切肤的认识。德国人工作就是认真，这对航空航天这类处处根据‘极限’进行设计的尖端工程，只有在每个部件都做到认真才行。认真已是德国的民族特征，中国货要与德国货竞争，最后还是要靠提高人的素质。当然，德国也有弱点，过于刻板，有时妨碍创新。譬如上面说到的风洞设计中的一个公式分子分母颠倒了，我找了同办公室的两位德国工程师来当面推导，他们承认文件上的推导错了。但不能改，因为这一文件是他们领导某某博士写的，对此还一再向我强调。看来即便是十分客观的科技问题也只许博士来思考，这令我想起二战中的德国电影‘元首替你思考’。十年前我在美国与陈沪东谈起LBM软件的开发‘在美国能成功，在欧洲就不可能成功’。德国人在学术上对博士的尊重是否有点‘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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