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下午到北大，来听彼得•雷文的学术报告。与其说是来听报告，倒不如说是想见见雷文这个人。我对雷文了解不多，但保罗•埃利希和他在早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我影响很大，那一年也正是我出生的1964年。这篇论文研究的是蝴蝶与寄主植物的关系，而被人关注的是他们首次提出“coevolution” （协同进化）的概念。这篇文章就像春天的一个响雷，引来无数的研究，其中包括我的，直到现在雨还哩哩啦啦下个不停。

 

来听报告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另一场报告。那是在荷兰，同样的理由去听他的合作者埃利希的报告。埃利希的报告简直精彩绝伦。他没有借用任何道具，是仅靠他那三寸不滥之舌演讲的。从此，我知道什么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演讲”。记忆犹新的还有，那天会场上有一位特别的“捣乱”分子，不时地对埃利希的演讲进行骚扰，后来请来两名警察把那人架走了事。

 

埃利希和雷文都不是靠这篇文章出名的，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两人的这段合作。埃利希说：“彼得是我要好的同事，我们合著了三篇论文，对我和他而言，这三篇合作的论文可能比我们各自独立所写的论文更多地被引用。” 埃利希则讲得更为详尽：“回到加利福尼亚不久，我就调到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一直工作到1971年。在那里我与保罗•埃利希成为好朋友和良好的工作关系。我研究植物，他研究蝴蝶。我们一直探寻为何有些蝴蝶幼虫只吃某些特定植物，这种特定的食物链是如何形成的。动物对食物的选择影响并改变植物，而植物里的物质又影响和改变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变了物种。这种物种间的相互适应启迪着我们创造了‘协同进化’这个名词，用它来解释物种间相互影响，创造了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协同进化’这个词看似自然，却引出成千上万篇相关科学论文。”

 

在北大生命科学院的报告厅，还遇到来听报告的动物所的五个学生。我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有激情，爱思考，有很强的求知欲。他们和我坐在一起，我们已成为朋友。我很腻歪那种做事没热情、整日沉沉闷闷、怨天尤人的人。

 

雷文的报告与进化没有太多的关系，讲的是中国、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我们的责任。我听后的感悟是，中国在步西方的后尘，正在疯狂地成为超级消费者，环境的破坏已成为迅猛增长的经济的代价。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是可怕的征兆，因而从现在起政府和每个人都必须惊醒，拿出真正的行动。但遗憾的是，至今绝大多数国人仍执迷不悟，甚至还沾沾自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主题在北大演讲十分的适宜。希望北大年轻的骄子们要担负起国家的责任，不要一股脑地往西方奔；我们应研究的也不只有分子，还有我们的环境。这可是我们子子孙孙赖以生存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