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春先生放言“自由”和“兴趣”是基础研究的原动力，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来源于科学家具有充分的自由。追求这种自由也许并非李老师的原意，但这种境界的确很精彩，也很吸引人。从历史上看，科学家本来就是一群无拘无束的个体，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追求快意的创造和悲苦的思索。科学家本身特立独行的群体性格特征大概也与这种自由的追求有着某种联系。就像鸿飞兄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何而来，我觉得除开他们的知识丰度高之外，特立独行的素养应该有些作用。

令人遗憾或者说有点讽刺意味的当今的基础研究却是被充分规划的。不但我国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美欧的各类学术咨询机构每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布基础科学研究的指南性文件和应该被重视的领域。一个没有规划的国度其基础研究大概谈不上是非常先进的。虽然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我国的NSFC并没有对研究项目作硬性的规划，但是倾向性的特征和重点项目以上的大项目在申请指南中却是有明显的规划性质。

问题在于我们对基础研究规划的尺度上。这种尺度包括时间尺度和领域尺度。一个研究领域在大层面大尺度上需要考虑国家战略和国家需求，这是我国基金重大、重大研究计划和973项目等得以施行的基本方针。而在短时间尺度和具体研究方向尺度上给与科学家以宽松的支持和自由也是必须的。这是当前非常popular的做法，不但在国内，国外也多是这种模式。

在当今时代，科学研究需要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强度越来越大，很多学科的研究进程已经很难个体为战，很难一人或者一个小组独当一面地去进行。纳税人的钱是需要科学家有所交代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战略和发展是需要预先给予规划的。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追求绝对自由的研究环境不现实，也不应该。

很清楚，合理的科研体制和管理应该是对大的战略目标进行科学的规划，但是决不依赖那种一条道到底的谋略。应该在合理的有弹性的框架下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当今科学家需要将自己的兴趣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而不是加以对立，只能去追求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纵情恣意。事实上，任何学科在对人类和自然有价值的前提下并不缺少兴趣点让科学家去享受自由，创造因此不会被抑制。

也许中国目前的这个中长期发展规划不能正确预测未来二十年基础研究的原创点，但我们未必就一定要去否定规划。规划是一种形式，她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声色犬马”和“兴趣盎然”，从而在“痴迷”和“疯狂”之间获得原创。

我国目前的研究管理模式还不够让人“自由”，但是很遗憾我们却没有资格去要那种绝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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