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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然和实然的界面

已有 4163 次阅读 2011-6-26 21:29 |个人分类:简介及学术方向|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生态学, 伦理, 界面, 应然, 实然

吕乃基

前些日子参加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一位研究生态伦理的研究生谈到了河流也有“生命”,所以人类应该怎样,不应怎样……,云云。博主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什么是河流的“生命”,从中又如何逻辑地推出应该与不应该?譬如说什么是长江的生命,由此能否推出是否该建造那在事前事后争论不休的三峡水库?什么又是黄河的生命,要是炸掉哪座劣迹斑斑的大坝,是否会因此而改善黄河的生命?

 

随后又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生态学的三条原理,在网上查找后得知,所谓生态学的三大规律性理论,即多效应原理、相互联系原理、勿干扰原理。多效应原理由学者哈定提出,是指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对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具有无数的效应,其中许多是不可预料的。相互联系原理是指每一事物无不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勿干扰原理则指我们生产的任何物质均不应对地球上自然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

从中明显可以看到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其它科学的不同之处:

1.  并不都是描述必然的事实和规律,而且有“不可预料”;

2.  并不都是严谨的概念和对概念的定义,而且有“相互联系”和“交融”这样带有哲学甚至情感色彩的词汇;

3.  不仅是描述,而且有“不应”这样属于伦理学的词汇,具有某种价值取向。

 

这才对所谓河流的“生命”有所感悟(不是理解):

原来是这样!伦理学中的生命不同于生命科学中的生命。前者的“生命”不是拿来理解的,而是要带着情感,怀着崇敬,前往感恩!

数年前,曾看到葛剑雄和田松关于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辩论(葛剑雄VS田松:春天尚未来到之际,2005-03-31文汇报 http://www.southcn.com/nfsq/scene/hdzt/gzjt/200503310641.htm ),当时对“敬畏”二字也是不知所云。现在想起来,“敬畏”者,不可理喻也(没有褒贬之意,只是客观描述),应该与后现代的“返魅”有相通之处。

 

博主赞同要敬畏自然,认同生态学的“不应”,也可以感悟河流的“生命”,只是感到其中存在以下问题:

1.  敬畏、返魅、情感等,均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属于隐性或意会知识。这样的知识,彼此间如何交流、共享,达成一致?当然,可以通过共同经历而发生潜移默化,但这需要长期的体验和特殊的场景。

2.  伦理,是否需要以理解为基础;以及是否可以由理解必然地通往伦理?

 

日前看到周可真老师的博文(“天人合一”的科学主义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26&do=blog&id=456654&from=space ),涉及到“应然”和“实然”的关系,颇受启发。若是把应然和实然的关系放到某个具体案例上,问题会变得极其复杂。譬如说,三峡。

首先,在“实然”的层面,几乎可以说,有100条正面论据,就会有100条负面依据。孰是孰非?

其次,在“应然”的层面,对200条正负判据的每一条都会有高低不一的价值判断,赋予形形色色的权重。

第三,现在再加上赋予了“魅力”却难以交流和共享的“生命”和“敬畏”。

是否还说得清?

 

顺便说,在葛田两位的争论中似乎还有一个有趣的背景,那就是两位争论者的身份。前者年逾六旬,人文社会科学出身;后者年富力强,本科主修自然科学。何以前者如此理性或者科学,而后者却充溢人文情怀?博主曾在类似的方面写过关于“后现”的二个疑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争论什么,又是否争的清楚,能否辨出青红皂白?

 

突然感到似乎又“悟”出了什么。应然与实然,实在是过于复杂而说不清的问题,再加上“生命”与“敬畏”,基本上就成了不能说或没法说的问题。前者难以达成一致,后者更是在理性层面上难以理解的体悟,难以企及的境界。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生态伦理学的功能?

生态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科学伦理、技术伦理,大概不在于最终做出什么判断和决策,什么事情应该或不应该做;而在于伦理学所提出的问题,甚至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就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在于讨论本身!

其一,由于问题涉及面之广、之复杂,以及“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彼此间的交集所致的“纠结”;于是,这样的讨论,连同讨论中所必然发生的纠结,便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风景线”,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二,梁漱溟曾提出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认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正是在对日益复杂的伦理问题漫长甚至无休止和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解的争论中,为“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踩了刹车,使之转向“调和与持中”。

 

西方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讨论和纠结,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根本转向。

至于中国,对照着上述两点,其一,由于多是领导圈阅决策,公众至多在各色“听证会”上做做应景文章,甚至干脆选择退出,因而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伦理只是寥若晨星的学者在书斋里的书稿和论文,会议上的议论罢了。其二,就更清楚了:中国,正在领导的一次次果断的“拍板”中,“向前,向前”。

于是,历史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中国“持中”之时,西方“向前”;而今西方“持中”,轮到中国“向前”。这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试看今日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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