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大已经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在于有群众基础，容易形成社会资源；坏事就是噪音太多，容易干扰正常思维。不过，这是所有名人都有的烦恼。既然当了名人，烦恼就是避免不了的。

南方科大因为有新的举措而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南方科大首先推出了海选校长，这已经打破传统的大学校长任命规则，这个动静是相当大的，这无疑是在传统体制上撕开了一个裂缝。这个举措也只有在特区深圳才会这么做，估计换了别的地方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南方科大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不过，第一步之后的路就更难走了，因为许多东西不是有了钱就能够办了的。尽管深圳有钱，但有钱不代表有一切。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

那么确立招生定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办研究型大学这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这个非规则的出牌也真把主管部门给难为住了。因为办大学是靠实力的，而且必须有经验摸索的过程，南方科大不能用画饼充饥，主管部门也不能根据一个报告就批准，毕竟这是对法律的突破。所以之后出现一些分歧也是情理之中。我们不能因为动机好就认为一切都好。既然我们强调法治，那么按照规则办事似乎不是一种偏待。

但这毕竟是在深圳特区，一切思想都可以是超前的，一切好的设计都是可以尝试的，但要充分论证是可靠的可不那么容易。深圳已经尝试过举办大学的先例，当然结果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如何才能知道新举办的大学一定会超越先前的大学呢？人们只能进行这样的预期：一是有超凡的校长；二是有先进的制度；三是有执行制度的保证；四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有了这四点才可以进行新的改革实验，否则，一切改革实验可能都是徒劳的。

经过海选，终于选出一个公信力非常高的校长，这就是朱清时院士，他的敢作敢为已经在国人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他在校长任期的作为也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大家一致把赞成票投给了他。但先进的制度是什么？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简单地对传统制度进行否定并不意味着新制度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去行政化可以作为动员的口号，但如何实践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我们知道，要提出一个理论命题相对简单些，因为理论命题主要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的。但要提出一个实践命题相对困难得多，因为实践命题必须去实践，不能是仅仅作为口号而出现。在中国，口号式的东西太多了，都只是一阵风之后荡然无存，而其副作用是增强了人们对口号指令的不信任感。所以，政策越多就越混乱。所以，减少政策输出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执政效力的最好办法。

去行政化实践如果是向下的，则容易实践，如果是向上的，就很困难。简言之，去行政化就是让上级少管，这样的话上级的权威就会被消除，这当然危及行政利益，所以注定是步履艰难的。朱校长在中国科大作为一校之长，可以推行自己的改革理念，而对于一个新筹备的大学而言，实践的对象就不存在。以此要求上级机关，显然是让人心有余悸，因为上级真搞不清楚你想干什么或你能够干什么，不知道你究竟能够以何为证。这正是南方科大发展过程中的症结所在。

除了去行政化之外，似乎南方科大的新举措并不多。只是在创办目标上以香港科大为参照。说实在的，这对于深圳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对于整个中华大地而言其吸引力有多大确实是一个未知数。换言之，既然中国有了香港科大，还再要个老二南方科大做什么？而且深圳也没有香港的特殊条件，简单模仿真的没有多大价值。而简单地否定传统体制同样价值也不大。所以制度创新是南方科大一出生就面临的课题。如何进行创新，南方科大现在似乎还没有摸到门径。

我们可以猜想，南方科大既不是对中国科大的模仿，也不应是对香港科大的模仿，因为这两个模仿都无效。中国科大是由多少年积累而来，基础雄厚，因此无法模仿，即使模仿也无价值。香港科大有特殊的文化环境，也无法模仿。而办大学绝不是仅有钱就能够办得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东地区可能早出现了无数个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独立自主精神，这个独立自主就在于独立地判断社会需求的问题，主动地回答社会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够在回答社会的提问中反思自己的不足，这就是一流大学的品质。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SCI数量上，那么搞得再多都没有用，因为这些只是学校长官们自我欣赏的政绩而已，绝不是一流大学所应该具有的。换言之，三流学校才会这么做。树立坚定地为社会服务的信念，才是成就一流大学的思想基础，以此作为标准来审视组织制度、人事制度、课程制度、教学制度和科研制度，并且以此为标准来塑造大学文化，这样的大学自然而然就是一流的。而在传统体制下，哪个校长敢坚持这个？没有！有什么制度来保证这个？没有！谁来支持这个？几乎没有！那么，中国大学注定只能停留在三流的水平，因为中国大学基本上都是唯上是从型的，因为中国大学校长都非常在意自己的乌纱帽，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一流大学呢？

朱清时院士第一个跳出来来打破传统惯例，确实难能可贵。但传统积淀甚厚，怎么可能在顷刻间有所突破呢！所以，这个过程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这个博弈过程不仅是朱校长与大学最高主管部门之间的，而且首先是他与深圳市政府之间的。如果没有深圳市政府的坚定支持，一切改革设计和设想都是不可能实践的。这个时候如果方案太理想的话则容易夭折，因为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接受能力和容忍程度，而这首先是深圳市政府与大学校长的权力划分问题。所以，明确地确定权力划分规则是朱校长以后办事方便的基础，如果一切靠运气的话，那么，南方科大未来的命运真的是不可知的。

深圳市政府怎么向南方科大赋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南方科大章程，在其中明确规定南方科大的使命以及完成该使命所需要的条件，这个章程就相当于一个学校的宪法，以后学校的行为均以此为基础。该章程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的法规内容，地方政府在行动时必须遵照这一规定处理与大学的关系。如此才能避免政府直接指挥和干预。没有这个法定程序，那么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不确定的，此时大学的所有希望就只有寄希望于大学校长个人的活动能力上，而一旦校长心气变化或选择校长不慎，则大学就处于危险境地。

只有当地方政府能够与大学达成了理解或谅解之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文本。因为地方政府首先是应该理解大学的，不然就不可能给大学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的。其次，地方政府当然必须是开明的，因为它允许大学超出自己指挥的范围。再次，地方政府还必须是心胸开阔的，因为它要支付大量的经费，即使很多不属于自己控制范围。最后，地方政府还必须自我限制的，不会吧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学头上。必须说，要在中国找到这样的政府还比较难，因为中国各地的政府都有强烈的政绩主义冲动，如果在自己任内见不到政绩，可能就不支持你。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改革尝试一般是比较支持的，因为地方政府也明白改革的艰巨性，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也会比较慎重从事，也知道如何把握政治尺度。从学者角度而言，虽然他们经常有理想主义冲动，但也知道要实事求是。所以，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学者与官员之间也是能够达成默契的。问题是第一步必须迈出去，没有第一，何谈得上第二、第三。所以，尽管南方科大在筹建过程中已经打破了先例，中央政府表现出了很大的容忍能力，最终仍然承认了这个尝试。这是中央政府在认识到改革需要尝试、需要突破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央政府当然也希望中国一下子就出现一个世界一流大学，这样就可以在国内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问题是办大学没那么简单，所以办学方案还必须在思想达成一致认识之后才能实行，否则就无法给予充分的支持。

在具体办学定位上，南方科大切忌模仿香港科大，必须探索自己的路子。香港科大办学的经验当然是值得学习的，但香港科大的许多经验是无法学习的。深圳尽管是特区，有许多内地不具有的优势，但总体上还不具有香港的优越环境。所以谨慎定位是南方科大成功的前提。我认为，也许南方科大应该借鉴加州理工学院的小而精的发展经验，更加突出基础理论研究，而不是科技导向，尽管科技导向更具有显示度。但我认为，我们当下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而这又恰恰是深圳市政府创办南方科大的出发点，这似乎走进了一个悖论状态。所以，我认为，毛躁急进是办工厂的思路，恰正是真正大学之大忌。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说南方科大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模板，它的一切都是在尝试中前进的。因此，我们切忌使用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它，如果那样，这个大学是注定好景不长的。大学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必须有一个摸索过程，这个摸索过程就是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包括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同时还包括大学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它是在大学校长的强有力的主导下进行的，所以大学选择有魄力的校长只是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校长所遇到的挑战还更大。我相信，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直接套用，如果那样的话，世界只有一种大学，就不再有二流和三流的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