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体”与今人写旧诗

子  张

我是出生于文化封闭时代的人，除了小时候母亲曾给我读过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外，接触最多的诗体应该说是“文革体”。

啥是“文革体”？我指的是盛行于“文革”期间的传统诗体。说来奇怪，“文革”以反“封资修”为名，中国传统旧诗体却大行其道，几乎人人会写，当然是用它作“大批判”的武器，或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对所谓革命理想的追求。这种抒情模式，当是1950年代以来“颂歌”、“战歌”模式的延伸，而旧诗体的流行恐怕与“毛主席诗词”的一花独秀不无关系。

所以我在唐诗宋词之前，首先会背诵的是毛诗《七律·长征》。

不过，“文革体”诗词至少在形式上逊色多了，因人们只袭用七言旧诗外形，平仄、粘对、对仗这些要求就往往顾及不到，变成“顺口溜”了。所谓人人会写诗，其实就是这种“顺口溜”。记得中学时代担任运动会宣传组成员，要求每个班都要提交广播稿，大家用以应付的无非就是“接力棒，圆又圆，一棒一棒往下传，传到北京天安门……”这类句子，当时同在宣传组的张伯钊老师曾在现场与我们讨论这种“奇怪”的诗体，他称其为“新旧体”。

我写这类“文革体”，也该属于“潜移默化”，高中时期要求通读“毛选”，写心得，常常就不自觉地用诗词形式堆砌豪言壮语。还有一次在学校农场劳动，夜里男生睡在没有灯的窝棚里，睡不着，于是“联句”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七言“顺口溜”，兴奋得不得了。

这本《清谷花房杂诗》之所以称为“杂诗”，也是因为“顺口溜”居多，不敢以“旧体诗”自居的缘故。这是我1985年以来当做“日记”随手乱写的，毫无“格律”可言，近几年作为手机“短信”写的一些稍微收敛了一点，但也从不敢标上“七律”、“七绝”字样，所以请诸位方家千万不要用“近体诗格律”要求它们。

我对今人写旧体诗多少也有些想法。我以为，无论古体、近体，从相对自由到趋于定型，经典之作难以逾越，在原有模式中创新出彩，非有鲁迅、郁达夫、聂绀弩那样的大境界、大手笔不可。否则单单套用旧诗格律，在古人画出的圈子里亦步亦趋，究竟能有多大出息，我对此持疑惑态度。定型格律源于人们对诗歌语言的精妙要求和感觉，离开这种精妙的语言感觉去被动适应定型格律，方向刚好相反。即使套用定型格律，写诗和读诗的人也应该首先从自己对语言的精妙感觉出发。因为一方面，“诗歌的魅力完全是一种精妙语言给人的审美快感，是通过词句的组合对强烈情感的再现，这种组合表现出诗人及欣赏者的自我或内在特征。”另一方面则是，“诗歌的固定格式成了束缚主题的呆板模式，这种矛盾甚至比在小说、戏剧中更为突出。”

以上所引出自Richard Taylor所著Understanding the Elements of Literature一书的中译本《理解文学要素》，1987年四川大学版。我认同这一观点，并不仅仅是为我自己不合规矩的“杂诗”辩解。

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写作态度多半是游戏性质，它们只是我个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从我内心来说，还是更倾向于以“新诗”表现自我，尽管我的新诗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封面“子张诗集”的题签出自冰心先生之手，是她1994年生病住院前写好寄给我的，仅以这本小集纪念尊敬的前辈。

                                     2011-4-24星期日

          夏历辛卯年三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