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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8日，借上海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缪其浩先生作为嘉宾出席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主办的2011“春之声”竞争情报沙龙之机，戴侣红常务副秘书长将竞争情报分会首位理事长包昌火先生和中国航天707所原所长张典耀先生三位老前辈请到一起，在钱丰饭庄以茶代酒，笑而论道，在座的还有分会副秘书长陈峰博士、北京拓尔思（TRS）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林春雨副总裁和贺兆辉经理。
三位老前辈都是我国科技情报界的资深专家，都是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开创者，也都是竞争情报分会的创始人，曾分别担任分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目前任分会顾问。他们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为我国的竞争情报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竞争情报第十届年会上均荣获“杰出贡献奖”。
包老是我国情报研究方法论建设和竞争情报应用的主要倡导者，是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奠基人，是竞争情报理论方法研究的领袖级大师。他主编了《情报研究方法论》、《竞争情报丛书》、《信息分析丛书》等专著，翻译出版《竞争情报应用战略—企业实战案例分析》等译著，主持“情报研究量化分析”、“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等大型项目。张所长则注重实践，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竞争情报命名的咨询机构—“北京竞争情报咨询服务中心”，指导北京市竞争情报示范工程等竞争情报和竞争战略分析项目20多个。在建立企业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企业战略分析程序方法、竞争情报软件开发、将竞争情报方法用于为政府咨询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领导的竞争情报团队开发的新一版“竞争战略分析系统”分析功能十分突出。缪馆长是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国竞争情报事业发展的著名推动者，主持和完成多项情报研究、软科学项目、竞争情报咨询和市场研究项目，注重国际交流，在推动我国竞争情报界“请进来、走出去”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缪馆长在美国、挪威、法国、瑞典、日本、克罗地亚、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及国内召开的竞争情报国际会议或专题研讨会上作过报告，2009年获得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主席杰出贡献奖。
我们特将三位老前辈继2004年第十届年会相聚6年之后再相聚时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做了整理与大家共享，希望能给广大竞争情报工作者以信心、指导和启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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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昌火先生——
竞争情报引入中国已近20年，我认为它对中国情报界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澄清了中国情报一词的科学含义，从理论上结束了把情报和信息混为一谈的混乱局面，让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向Intelligence方向回归。而耳目、尖兵和参谋则是中国对Intelligence功能的恰当的描述。
竞争情报引入对中国情报界的重大贡献之二是让我们领略了美国军事情报和商业情报的风采。例如，它的以美国军事情报G2s/S2s体制及其以五环为特征的情报流程为基础，自成体系的竞争情报分析技术，独树一帜的人际情报网络建设和别开生面的反竞争情报技术，拓宽了我国情报机构的全环化视野，丰富了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实践，促进了我国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的发展，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在我国情报界居主导地位的泛信息化思潮。可谓功莫大焉！
我和张典耀所长、缪其浩馆长都是一辈子干情报工作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回眸一瞥，细品起来，我国情报界从一开始就把中文情报与英文Information相对应，造成半个多世纪的困惑；并把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说图书信息学（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为他人做嫁衣裳，偏离了我国情报工作的社会实践，偏离了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活动，偏离了情报生产（Intelligence Production）这一核心领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情报产业的发展，削弱了我国情报机构在国家和企业决策中的地位，这是我国情报学界的历史悲哀。
本人曾多次提出过，中国科技情报工作（Sci.&Tech.Intelligence Work）和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研究的基本任务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将信息转化为用于科学决策的情报和谋略，而非知识的组织和传播，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因此重构情报学是摆在新世纪我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从业者面前的光荣使命，而竞争情报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和经济情报工作，而非仅仅是企业情报工作而已，国家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和技术竞争情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 |
张典耀先生——
感谢竞争情报学会和托尔斯公司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高兴地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包昌火老理事长和缪其浩老馆长，竞争情报一直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很自然要对此杂谈一番。
我干了一辈子科技情报，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接触竞争情报以来，却与它再也分不开了。我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先做了一批竞争情报的项目，后又开发了分析软件，并多次参与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讲课，自今已是耄耋之年仍然对它关心不已。我自问乐此不疲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20多年实践告诉我，竞争情报的确推动了传统的科技情报活动，向精深化、综合化和有效化的方向发展，它更能体现一个情报工作者的价值。
精深化――我和朋友们给企业或政府做的竞争情报项目，没有一个不是花极大力气调查的，并都要经过精细量化分析和实效评估的，实际上都达到了管理和决策咨询应有的水平。包昌火老理事长对此从理论概念上做了精辟的阐述，与我的实践体会恰恰相得益彰。
综合化――我和朋友门给企业或政府做的竞争情报项目，几乎每个都既保留了科技内容，更涉及到商贸、金融、管理、制度、政策等范围，这是一种综合化的情报信息活动，它对企业或政府的帮助，不是局部的单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竞争力的加强或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有效化――我和朋友们从最早给北京开关总厂做起，到近年为首钢建立系统，每完成一个竞争情报项目，就会看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进步等产生有效的影响，一扫科技情报效果长期含糊不清的阴影，换来的是成就感在激励着我们，使做课题的辛劳顿消。不仅如此，企业内部的情报部门因为与我们合作完成了课题，由此也接近了高层领导，提高了地位。
对竞争情报下一步的发展，我和缪其浩老馆长有相同的意见，那就是不仅要注意竞争情报技术层面的创新，还要着力战略层面的改进，那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提高竞争情报的实效。目前还有不少情报部门，离领导层很远，服务要拐几个弯，尽做垫底的工作。竞争情报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这就要千方百计接近领导，想其所想，解其欲解，想方设法提高质量，争得地位，成为智库，力争做到直接为高层领导提供有效地服务。 | |
缪其浩先生——
今天因为航班延误迟到了，只好边吃边谈说几句。在竞争情报领域最近我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当如何来组织协调经济技术情报工作，包括早年对各国竞争情报实践的跟踪，其中重点之一也是国家和政府如何指导和协调，还包括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情报工作。我关注的主要不是学术期刊论文，而是各种能够点点滴滴反映出其实践动向的信息来源，其中主要是所谓“灰色文献”和人际情报；近年来更加注意研究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的经济技术情报工作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这不是“领导不重视”一句话能够简单打发的。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课题是关于法国经济情报（包括科技、经济和产业情报）的研究，应该说我个人注意法国在经济情报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特点已经许多年了，从2003年法国倡导国家经济情报体系到目前初步形成都可以说是密切的观察者，这次课题组有数位法国资深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更是系统收集分析了有关信息，已经产生了一些非常有价值而且新颖的观点，等课题完成验收后，这些都会公开的。
另一方面，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我有更多机会接触企业，不仅是上海的企业，还包括许多省市的企业，虽然大都只是浅层的了解，但有些比较深入，有的还提供一定的咨询。通过广泛交谈、阅读和观察，我感觉到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一部分企业真正开始产生了情报需求。这句话好像一直有人在说，但是以往恐怕主要是情报圈子内的在强调。同时也看到，如何在当前条件下做好从大型国有企业到活跃的民营科技企业具体的竞争情报工作，我们的知识经验是缺乏的，特别是对于前瞻性的情报工作，更是需要从头开始。不仅企业本身经验不足，外部咨询者，包括号称竞争情报服务机构的，也同样缺乏经验。外国企业经验无法照搬，这点许多人都同意；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不一定认识到：我们读到的那些外国企业案例，真正反映了其情报工作的实情吗？我现在仍然跟踪国外企业竞争情报情况，但是在浏览那些专业“情报写手（比如那些常常到中国来做讲座的几位）”的文章著作以外，更多地通过企业相关的其他活动的信息来观察其情报工作，其中有些有趣的东西在专业文章中是看不到的。
提升中国企业情报能力这个事情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比如经验交流，每个企业应该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竞争情报活动的经验教训，但是它们互相交流很难，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发挥一点作用，我现在就是通过了解大量企业，提炼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再为企业提供建议。有点像“二道贩子”，但其中有我自己的附加价值，而且注意严格保护有关企业的商业秘密。从实际情况来看，至少我接触到的企业都认为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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