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也是鲁迅笔下樱花浪漫的时节，从互联网得知周海婴兄走了，立即打电话给老友王得后，他是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证实了消息可靠，海婴在北京医院住了好长时间，得的是一种血管出血的怪病。又打电话给他家里，接电话的可能是他女儿，向海婴的老伴及全家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心里沉甸甸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两年前的一天，接到海婴的请柬，邀我去参加他在东城国子监举办的摄影展揭幕式。那里古柏森森，红墙金顶，是当年的皇家最高学府。几经转车匆匆赶到，已是斜阳映照牌坊的黄昏，观众开始退场了。进入国子监西侧的庑殿，方知展览称作《镜匣人间》，是为海婴80大寿举办的一次活动，展出了从他拍摄的数以万计的照片中挑选的代表作，很有历史价值。见到正在人群中亲自讲解的海婴，还有他的夫人马新云，说了几句客气话。那天我也带了相机，于是也照了几张相，还请人为我俩留下合影。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虽瘦而硬朗，行动敏捷，思路清晰。未曾想到，这一次晤面竟是诀别。2010年新年还彼此送了贺年片，互道珍贵，如今却阴阳相隔，再也听不见电话中他的慢条斯理的声音了。

 

3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天津出席一个古天文研究的会议，在宾馆里偶遇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也许是缘分吧，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当时谈了些什么，如今大多记不清了，但海婴告诉我一个重大的秘密，却因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什么秘密呢？1975年10月28日，海婴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内容涉及鲁迅书信的出版、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问题，这封信很快有了回音。三天后（11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这也许是毛泽东晚年对文化建设作出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决定。我和海婴晤面，当是11月底了，在我的记忆里，天气已经很冷。“最高指示”下达后，有关部门迅速落实，当务之急是将鲁迅博物馆升格，由北京市下属单位交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并新设一个研究机构——鲁迅研究室，于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研究人员提上了日程。海婴说到这里，问我愿不愿去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据他说，抽调人员的名单即将上报毛泽东主席，我的心动了。

 

我为何想去鲁迅研究室？说心里话，我对鲁迅先生素来敬仰却毫无研究，也并不想成为鲁迅研究的专业人员，但我当时从业的新闻工作，对我来说味同嚼蜡，毫无兴趣可言。“四人帮”操纵下的新闻界，已是散布谎言、制造思想混乱、颠倒黑白的阵地。“四人帮”的亲信爪牙们以“评法批儒”的名义，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总理，刮起“批邓”的风暴。在这黑云压城、大夜弥天的深夜里，一切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无不感到心情压抑，我更是觉得虚度年华，心境茫然，随时都可能遭到无妄之灾。因此，当海婴透露可以调入鲁迅研究室，不禁触动了我渴望跳出是非之地的念头。何况，他还告之，可先借调，干一段时间看看再说，于是我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不久，由毛泽东主席圈阅的调令终于将我借调到鲁迅研究室，一路绿灯。我因此得以在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教授领导下工作，还结识了从各地调来的研究人员。这已是1976年的二三月了。

 

从我调入鲁迅研究室这件事，很可看出海婴为人的正直、热情和救人于危难的侠义心肠，颇有乃父之风。我虽然后来离开了研究室，其间风风雨雨一言难尽，但是我与海婴始终保持深厚的友情。君子之交淡于水，多年来很少见面，但在我记忆里，他遇到一些麻烦事总是与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我也尽力为他出点主意。虽然人微言轻，实际上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总觉得他是把我当做可信赖的朋友，彼此是可掏心窝的朋友，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2001年秋天，收到海婴寄赠的新作《鲁迅与我七十年》，读了这本颇似自传的书，除了对海婴有了更多的了解（人生有很多同样的情况，熟悉的朋友并无多少了解），除此之外，我也多少体会到做名人的儿子也是很难的，尤其是作为鲁迅之子。在外人眼里似乎多么幸福多么风光，其实罩在鲁迅的光环之下，恐怕也有无形的心理压力。这当然不是我这般凡夫俗子所能体会的。

 

读《鲁迅与我七十年》，联想到多年来海婴与我的并不多的交往，多少也能体会他所处的极其苦恼极为尴尬的处境。书中关于“长子周令飞的婚事”一章，海婴兄一开始就特别说明：“在提笔写长子周令飞的婚事前，我曾再三犹豫过，甚至一度决定放弃不写了。因为，这不但是我不堪回首的往事之一，若全面交代出来，势必牵涉方方面面………”其实，现在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他的长子在留学日本时和一位台湾来的女同学相恋，一同回台湾结婚，由此引起一场颇具政治色彩的风波。那是发生在1982年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事，海婴夫妇承受了巨大压力。此间海婴兄给我来过电话，询问我的意见。书中提到吴冷西（广电部部长，海婴的顶头上司）让海婴发表声明断绝父子关系，我即是当时所知。后来这件事也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化而不了了之，但对于当事人的压力则是不言而喻的。回过头冷静一想，这件事也是因为发生在鲁迅之孙身上，海外和台湾媒体大肆炒作，客观上也加剧了事件的复杂性。名人之后做人难，由此也可窥豹一斑。

 

不过，对于海婴来说，直到他临死之前，仍然有一个心结没有解开，这就是多少年一直萦回脑际、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专门一章即“父亲的死”。我所以这样讲，并非臆测而是有所依据的，因为不仅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海婴兄提到对日本医生须藤的怀疑，提到鲁迅先生三弟周建人与许广平对长期为鲁迅治疗的须藤的真实身份，以及采取的治疗措施的质疑。最为令人费解的是，鲁迅去世后，这位须藤医生在人间突然消失；解放后，许广平先生多次访问日本，见到许多日本老朋友，这位与鲁迅关系非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从来没有露过面。书中还说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这是一个“在乡军人”团体（《鲁迅与我七十年》62页）。

 

2006年11月13日，我收到海婴挂号寄赠的当年11月的《鲁迅研究月刊》，这期月刊第一篇文章即是海婴的《一桩解不开的心结》，副题是“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对照5年前《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父亲的死”一章中“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的质疑，这篇写于2006年6月的长文，反映了晚年的海婴对父亲之死的困惑和不解。文中不仅再一次回忆梳理了鲁迅病危时的许多细节，还透露了他于2006年4月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对鲁迅先生的X光胸片进行再次审读，结论是进一步证实“须藤的诊断是毫无根据的”，“须藤医生所写的病请简史，是在事后才补做出来的，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因此，在文章的最后，海婴指出：“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这是已届八十高龄的海婴的“一桩解不开的心结”，我以为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桩大事，希望能引起鲁迅研究学者的关注。

 

海婴兄，一路走好，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吧……

 

《科学时报》 (2011-05-13 B3 科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