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英美学者中形成了一股思潮，就是反思政府通过研究经费的划拨而对研究选题进行的干预。换言之，通过研究经费的划拨，研究项目的审批，政府通过无形之手在影响着学术的方向：应该研究什么？哪些是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应该由哪个学科、也就是哪种方法来研究？等等。

从政府与大学的关联看，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的直接资助与干涉最少，大学的独立性最强；欧洲次之；英联邦国家，尤其英国与澳大利亚政府对研究的干预较多。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角度讲，从很多学者的批评文章看，核心问题是，政府导向忽略了某些边缘化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比如单亲家庭，gay的权力等，而倾向于政府所关注的，与宏观政策有关的议题，或者某些政治秀色彩的议题，比如多元文化研究。

前些日子，看了我国去年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新闻传播学部分，感觉项目选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如何在外宣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监控与引导网络舆论，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企业如何转型以及政府政策制定，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偏的题目，比如传播史的一些问题。总体上看，这部分研究的题目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西方要浓厚。而西方业已形成学术热点的一些方向，尤其是新媒体与社会变迁、媒体与社会问题，等等，国内学者还罕有涉及。

其实，国内科研基金的很多项目，如果翻译成英文，就题目本身而言，大多数都无法刊载于西方一流的期刊，因为agenda的差异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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