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红学”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3日发布

       1948年，当胡适飞离北平之时，不得已舍弃了他的全部藏书，仅从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这一百余箱约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亦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全编》第253页）
        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不仅出于他对长期收藏的甲戌本的珍爱,也说明胡适同《红楼梦》结下的不解之缘。

一

       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赞同他的具体学术结论和研究方法，其在红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确立无移的。因为像胡适这样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对文化的建树常常表现在开风气之先上。”红学”也不例外。胡适所开创的红学考证，不但为诸多新红学研究家承继和发展，其成果且为当代多数红学研究者所承认和取用。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最重要的红学著作，堪称一篇力作，初稿于1921年3月，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它廓清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从作者家世、时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证研究。1927年胡适发现并以重价购得甲戌本，著文介绍了这个仅存十六回抄本特别是所带脂评的价值。其后三十多年间此本一直由胡适个人收藏，未能及早影印使世人得见真面，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胡适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具有开创性，功不可没。此外，胡适在讲演和书信中也涉及《红楼梦》，常把考证《红楼梦》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一个范例。

   新红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作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出了答案。许多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当年却要花费很大气力才得以证实并被人认可。七、八十年前当索隐大盛之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窼臼里。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指出的那样，其共同特点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比如以为《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的，又如以为是记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影响最大的要数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清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蔡说以为《红楼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金陵十二钗”隐拟清初江南名士“寓痛惜之意”。此说影响同蔡元培的学术声望和怀抱的民族革命的严正出发点有关，《石头记索隐》不到十年间即出至第十版，其风行流传可见一斑。因此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及《跋》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分析批驳蔡说，指出其主观随意性之大：转弯抹角之多。不啻教人猜“笨谜”。索隐诸家，从方法到例证的谬误，足见“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是无益的。”

然而最终使索隐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还在于胡适考得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这是《红楼梦考证》最见功力的部分。胡适从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入手，依据多种清人笔记及史料，先考曹寅其人；又从《雪桥诗话》中得知雪芹名霑，为曹寅之子，并且顺藤摸瓜，查得与雪芹交好的敦诚兄弟诗作数首。此外更以小说情节与上述史实材料互相印证比附，总结出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力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样的结论以其所据史料的切实和推导逻辑的合理而稳操胜券。相形之下，索隐派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偃旗息鼓。虽则蔡元培个人并未被说服，索隐之作以后还时有出现；但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则已经被考证的新红学代替了。

关于版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次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根据是程伟元和高鹗的两篇序及引言，佐以张船山的诗及注，还采用了俞平伯研读小说本身所得出的“内证”。胡适的结论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这比后来完全抹杀倒后四十回的论者，要客观、公允多了。

   胡适对脂本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脂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地位。由甲戌本的出现，认识到带评的正是早期抄本，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比勘各本推考版本演变的历史。比方推定戚本古于高本；甲戌本早于戚本，庚辰本可代表雪芹逝世前未经别人补改的状况。第三，发现了脂评对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献价值。如据脂评提出了作者逝年的“壬午说”。第四，依据脂评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如认为《风月宝鉴》乃雪芹初稿。第五，依据脂评推考不同于高续后四十回的情节和结局。第六，推考脂砚斋其人。从上举诸项看，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同时也强化了自传说。

    综观“作者”和“本子”的两大问题。可以说，今天红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或曰重要分支，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已经发韧或已具雏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二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限于红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点在胡适是相当自觉的。他一再申明《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在小说考证的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全编》第192、194页)。应当说，胡适这方面的意图很大程度是实现了的。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话：“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按：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胡适后来曾说，颉刚此段“最可以表示当时一辈学人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研究的方法’的态度”；“最可以表示当时我的‘徒弟们’对于‘研究方法改过来了’这一件事实，确曾感觉很大的兴奋。”(《全编》第246页)。

新红学考证派的研究方法给当时的学界带来如此的振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五四”新思潮和新的文学观念给学术研究注入的新机。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同正统文学一样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而疑古，求实的精神更激发人们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见解进行反拨和重估。就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明确宣称：“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体现。   

    从中西文化的交会和中国学术的传统来看，胡适的方法又渊源有自。胡适曾受教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信奉并系统评介过实验主义的哲学流派，关于假设求证的“两步说”同杜威有系统的推理思考的“五步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胡适的方法又并非全是“舶来品”，他在晚年说得十分清楚：“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方法来考证最普通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全编》第374、377页)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既流灌着西方杜威哲学的血脉，又承接了中国传统朴学的经验。胡适属于由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具备学兼中西、开拓创新的特质。因而，以他为代表的新红学，既借助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又打上了清代朴学的明显印记。

   平心而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揭示了科学研究中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包含了鼓励探讨和反对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精神。在胡适以前，中国学术史上还没有人明白通俗地作过这种概括。他作《红楼梦考证》就相当严格地遵循这样的方法，锐意搜集事实、寻觅证据,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那么可靠的间接的证据。胡适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曾五易其说便是一个显例，充分体现了尊重证据、跟着证据走的精神；他的觅得《四松堂集》欣喜若狂，是因为找到了“原手的证据”而不是“转手的证据”，足见看重第一手材料。正因为胡适的考证在方法上有科学的合理的部分，才能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新红学考证所得的全部积极成果最终几乎都结穴到一点，即《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自叙传的说法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内容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将两者混同，叠合，翻转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甚至片言只语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补史料的空白，则又陷入了困境，走上了和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的老路。

   对于“自传说”的谬误，几十年来受到持续很久、规模很大的批判，已广为人知，不必赘说。其实，新红学的另一位主将俞平伯早在1925年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对此就曾作过深刻的自省和相当彻底的修正。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简直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觉悟到“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十分可贵的是俞平伯在这里以文学的眼光去体察《红楼梦》，强调“一切真文艺皆为创造的”是“经验的重构”，《红楼梦》在文坛上是“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他希望胡适亦能“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重视和接受俞平伯的这一希望，一直坚持他的自传说。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又以此作为治学方法的范例介绍给青年，足见自传说的不可改易同他的研究方法的固守旧辙是紧密相连的。

   自传说的困境暴露了胡适方法的缺陷和消极方面。他不适当地将史学的方法侵入到文学领域里去，企图以史学的批评包括和代替文学的批评。何况，即使在史学范围内，“十字真言”也决非万灵。它强调假设来源于头脑中已有的学问、经验和灵感，把求证简单地归结为寻找例证，这就远远不能概括科学研究全部的复杂过程，不能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十字真言完全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在稍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面前，就难以奏效了。正如唐德刚指出的那样，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胡适口述自传》注，见该书第137页)。这一方法不仅表浅、狭隘，且已陈旧,面对像《红楼梦》这样丰富复杂的精神产品，一涉及社会历史内容，胡适的方法就立即破绽百出、无能为力了。

三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红学的内容一直是史学重于文学，这同以考证为主体的新红学是直接相关的。与考证史实相比,胡适论及《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地方很少,但也并非没有。比如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真价值正在这平谈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这触及到了《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是有眼光的。但他又说这是“过分赞美”(《全编》第289页)，并且一再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红楼梦》里没有一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4页)。这就不能不是对《红楼梦》的贬抑了。胡适对后四十回的悲剧结局颇为赞赏，说它“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全编》第117页)，认为胜过高续以外的种种续书，这也是从文学角度所作的评价。此外，胡适从各本文字的校勘中论证“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并且重视“活的语言”和“俗字”的创造,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功底和识力，至今仍然是校勘新本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就胡适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创立“新红学”应当是很值得回忆的一页。不仅在于学术建树本身，师友之情也是值得怀念的。蔡元培和胡适虽为论辩的双方，但都能相互尊重,表现出学者的气度，堪称红学史上的佳话。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位，协力搜集材料，研究探讨，襄助胡适共同创建了新红学。三十多年后，胡适借得《红楼梦辨》，睹物思旧，特志“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全编》第243页）。在海峡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不论在美还是在台，境遇是升还是沉，胡适对《红楼梦》的信息仍不时关注，无论版本的发现,还是论著的出版,在他的书信、言论中都有反应。只要别人一提起《红楼梦》，仿佛提起了他的“旧恋”（《全编》第273页），足见他同《红楼梦》缘分之深了。

   20世纪二十年代是胡适学术上最活跃的年代，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大多皆有开创性建树，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学术上的成就。即以“红学”而论，他的起点几乎就是顶点，《红楼梦考证》以后，除去有关版本和辨伪的几篇重要论著外，整个学说已经凝固，几十年中在口头或文字上虽时常提及，不过反复申说，旧调重弹。而同为新红学开山人的俞平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回过头来审视索隐、自传两派的异同得失，表现出更为超脱的态度和深邃的目光。相形之下，胡适晚年仍固守成说，未能超越，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少有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其思想学说的评析，“红学”作为他治学的一个范例和典型，加以研讨，或能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和共识。

 [说明:本文有关胡适的言论，活动，凡未另注出处者，均据《胡适红楼梦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简称《全编》，以避繁琐。]

  （写于1990年，原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台北《国文天地》1990年第12期）

附照片10张翻拍自《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