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并不是给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写序，但是对朱永彬的这篇论文我感到有必要写序。就像当年我给刘清春论文写了序一样，因为它代表我们研究团队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在气候保护问题上，这个起点过去曾经由其他同学完成过。

对应对气候变化和/或气候保护政策评估的基本方法是情景分析，在最近几年中全世界大量的学者做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或气候保护政策的情景分析，这些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采用若干政策干扰气候经济系统，得到未来的气候情景，然后评估这些情景，目的在于选择可以保持累积福利最大或者经济损失最小的气候政策。然而这里却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种得到的未来经济增长路线，不能保持经济增长在平稳增长轨道上，换言之，这时的最优选择，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所有的政策就可能终止。因此最优那些控制经济增长在平稳增长轨道上的气候政策产生的情景，才是最可几的情景。朱永彬的论文就是探讨这种平稳增长约束下的气候情景及相应的气候政策的。

在本文完成之前，我的学生何琼、庞丽的博士论文，分别做了前期研究，何琼完成了在索罗增长轨道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存在性，庞丽探讨了作为本文模型的前期模型。这些工作奠定了文章的基础。朱永彬的新的贡献在于，导出了平稳增长下的最优经济增长率，并且根据这个平稳增长约束，讨论气候政策和减排目标的最优控制路线。这一工作是对任意展开情景分析的总结。

这里需要提出气候变化伦理学的争论。在评估气候变化影响时，Nordhaus采用了一个现实的贴现率估计，Stern把这个贴现率取为零。按照Stern的估计，全球变暖的形势非常严峻，“必须立即进行减排”。Nordhaus批评Stern把未来的损失不加贴现地累积到现在，是一个经济常识错误。Stern争辩说未来与现代同等重要，为什么要忽视未来人的利益。这就引出了关于气候保护的伦理学争论。我们认为，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因此人们在发生危机是会选择首先生存，这种选择在日本核电站出现问题后的反核风潮中充分的反映出来，因此Nordhaus是正确的，或者说现实的。我们研究团队，采取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立场，因此文章发现的最优控制路线出现先松后紧的现象。这也是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在气候保护问题上的现实选择。也许我们发展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浪漫主义的考虑。

Nordhaus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Stern更多的具有政治活动家特点的学者。科学界一直认为建立了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基本体系的Nordhaus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结果获得诺贝尔奖的是政治家多尔。这就是世界科学的现状，不仅是中国的现状。太多的政治-科学家代替了科学家，这就是世界气候变化科学乱状的根源。

是为序。

王铮

2011月4月19日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