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在一次教研组活动会议上，一位老师（姑且称为木老师）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有天晚上，他阅完试卷，在办公室呆着甚觉无聊，便去了教室，想看看学生的晚自习情况。当在一个班上发现一位学生既没有书本也没有试卷时，木老师便随口对他说了句：“做一天和尚都要撞一天钟，你怎么能这样呢”？毫无疑问，木老师根本没留对那位学生有什么不尊重和谩骂的念头，只是想以这种人们早以烂熟的类比来委婉地说教一下他。可令人遗憾的是，那位学生的反应却异常强烈。他猛地站起来，很生气地对老师抛下一句：“我不是和尚，我是俗人”。木老师很尴尬：“你既然是俗人，就更应该认真学习了……”这种无奈的收场，其郁闷和不快是可想而知的。事后，木老师既自责又生气。自责的是自己不该没事去教室转悠，也不该说那位学生；生气的是学生中确有那么一些不可教的朽木，令人头疼。最后，木老师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那类不可教的东西，管他干什么，稍不留心都会惹火上身。

那位学生的行为自然是不对的，他不该不带书本，更不该对老师的善意劝告反唇相讥。因为，老师的苦心是无私的，也是直白的，这需要细心的理解，不该被粗暴的误解。

但我们的教师却并不是没有一点责任。本来，那位学生是处于弱势的（他很清楚没带书本来教室是不对的），但木老师“和尚”类比一出，使得这种弱势地位立马转成了强势（他把自己的错——没书本——的焦点和影响力转到了老师的错——用语失误——上来了）。我不相信那位学生会不接受合理的批评和教育——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并且已来到教室自习了。关键在于，教师在对学生的不良和不适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时，应讲求方式，应慎重用语。

其实，对于很多日常生活习语，我们日用而不知其深刻内涵。当把它们引入到教育领域时，便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误解和麻烦。例如，用“和尚撞钟”来比拟“学生念书”是很常见的一种社会和教育现象，但其中却存在很大的误区。和尚撞钟，总那么几下，那种撞钟能力是在不断的简单重复中获得的，因此，其进步是有限的；而学生念书，却并不总在重复，而是在不断探求未知，不懈追求答案，所以，这种进步往往是无限的。另外，在世俗眼光中，和尚撞钟，并不是什么多么高雅的举动。我们说自己是“和尚撞钟”，往往表现的是自己的谦虚；而说别人“和尚撞钟”，往往就是指出了他人应付和敷衍的特征。所以，人们轻易是不会用这种说法来类比比自己年长和与自己年仿的人的行为的。教师对学生用这种类比，无疑是无心的，但也无疑反映出教师在师生关系观和学生观方面的一些问题。

不容质疑的是，高中教师必须清楚，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群无知或少知的孩子，他（她）们懂得的人事和世故，说出来是令教师们惊讶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再是上对下的要求，命令甚至打骂，而应是先觉觉后觉，先知引后知的过程。在人生历练和知识学问面前，教师和学生不是上与下的关系，而是先与后的关系。先来者与后到者应相互尊重，互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