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的一大特点是：综合性研究。

       这种综合性是在那个层面上的？早在1980S初，钱学森就提出，这是在思维上的、在结构性层次上的一种综合性。换句话说，是在哲学层次上的。

       但是，在形式表现上，是多学科的系统性集成。因而，就组织形式上，是把研究人员按系统工程的原则进行有效的组织。

       近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形式上的综合性被充分发挥了。如，综合性大学、综合性研究所、综合性课题组等等。

       但是，在完成形式上的综合以后，在深层次上的综合却是令人完全的失望。因为，在深层次上的综合是需要在科学哲学层面上的，而对具体的学科大类，其哲学层面上的把握是我国学者的弱项。这样，群龙无首的弱点就暴露无遗。

       解决这一问题的应急性办法是：海外引进。各高校的有关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战略被不断的加码，直到令人费解的程度。

       在战略上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何有这个结论呢？

       第一，对具体的学科大类，在思维上的、在结构性层次上的综合性首先是出现在个别人的大脑中的，而这个人在该学科上的传承一般地说是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奋斗的结果。这类人本身是创新的火车头，但是，他绝对的不是实现者，至多是参与者之一而已。

       其次，在他的大脑中的综合是初始版本，是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的。这就需要有接近其层次的多个在学科哲学层面上的补充性研究工作。这类研究工作也是由分散的大脑完成的。

       第三，只有在这两个学科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工作被理解后，才会要求出现把研究人员按系统工程的原则进行有效组织的具体化的综合性研究工作。由于大概的研究路线已经被设计，因而人才的组织是有既定方针的。

       这样的综合性课题组才是当代科技特点的：综合性研究。

       而我国高校、研究所等的组织是自上而下的，只不过是有目标层次的追求，而没有完成目标的战略性设计及相应的战略性组织，因为它不是出于学科的本质性集成。

       那么，结果就是：即便是引进了合适的领头人，而其组织也未必是合适的。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才的组织不是在学科哲学层面上的一致性基础上的、不是大家共同认可和信服的，内部矛盾和在碰到困难时的一盘散沙特点也就暴露无遗。

       这样的综合性没有创新能力。

       我们搞科技创新的必经阶段是学科哲学层面上的优先发展。在适当时期，以果断的决心的大力气组织综合性团队。

       如果要这样做，有的学科要等待多年，有的学科就是白手起家。

       问题在于，在学科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工作是很难出目前考核制度下的“成果”的。因而，我们有一个结论：本土的这个层次的研究工作人才早就被边沿化了。

       也就是说，目前的科技创新团队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批人才。

       以此为根据而下结论认为本土没有这批人才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而由此而来把海外引进作为重中之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不过是比一无所获强点。

       发现、寻找本土的在学科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工作和人才本身就是对各高校、研究所的一个考量。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而是把一大堆的制度设计、人才标准设计作为遮羞布，由此来搞学科综合性研究，并希望立竿见影的收获创新性成果的话只能是成为历史教训。

       我国高校、研究所领导面临两个核心问题：1）如何使得做学科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工作能得到持续稳定地增长？2）如何寻求适当的学科们类、在适当时期跨部门、跨地区的、组织在本质上的综合性研究工作？

       把这两个工作淡化，一哄而起的搞盲目乐观的大学科综合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家的创新型建设是没有多少贡献的。

       一个国家的振兴只能把根本的希望寄托在全国人民的奋斗不息之上。在科技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不息之上。

       把国内的广大科技队伍视而不见，妄图从海外弄出一批“精英”来完成主观设计的空中楼阁是不现实的。

       只有在基于本土力量完成学科哲学层面上的设计以后，从海外引进的“精英”才是有价值的。

       而在学科哲学层面上的设计是否是实事求是，是否是充分发挥了本土的人才智源是考查高校、研究所领导能力的试金石。

       在解决战略性问题以后，再制定战术性的、系统工程化组织机构等制度层面的东西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也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我国的本土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才能名正言顺的登堂入室。才基本完成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战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