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纪老人聊天——我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全文版）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4月5日发布
（按:本文写于2002年1月13日，曾摘要发表在2002年1月《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版，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9月12日转发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602&cid=19。值此清明节之际，发布纪念文章的全文版，一一表达对钟老怀念之情。）

         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国学术文化界最高龄的泰斗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瑞、钟敬文老先生于2002年元月10日零时一分告别了这个世界。

        对于先生所深研的学术，我是门外；对于先生所执教的北师大中文系，我又早就调离，已属编外。一个身在门外和编外的后辈，自忖没有能力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来写什么纪念文字。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对疏离淡远或曰超脱的关系，使得我在和先生有限的接触当中，往往能听到他无拘无束地任意而谈，轻松自由地任性而行。在我心目中，这位世纪老人固然可敬，更感到可亲。

                                                                 一
       将近半个世纪,我都住在师大校园里,以空间距离而论,同钟先生是很近的；但是因为没有工作上、学术上的联系,很少有见到他。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年事已高，却进入了他一生中学术事业最繁忙紧张的时期，更不宜无端打扰。大体说来，一年之中，我也就登门一两次，如见有客造访或研究生在座即马上退出。凑巧如果登门之时先生独坐书房，那么他必定打开话匣子，滔滔汨汨，从国运时事、校政学风到文坛旧闻,老友近况，无主题、无边际地随意漫谈起来。常常是我怕老人太累而告退。
     有一次，印象颇深，那是1999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几乎有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是他老人家在说，大致谈到：

      1，一开始先生说刚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在博爱医院，手术只20分钟，很成功，视力提高了许多。

      2，做学问宜平朴，忌卖弄，以简明扼要为上，扯得多，无非是让人知道自己有学问。这就显得小家子气，比如摆地摊，把什么都摆出来，连同自己喝茶的杯；大商家就不这样，有道是“良贾深藏”，客厅里什么货色也不摆，他有库房呐！

        3，我接触过陈寅恪，请教过他宋诗问题，他说“没有研究”，这是大家风度。王国维也曾对来请教者答以三个字——“不晓得”。大师反而平朴，反璞归真嘛。

       4，当年（按指八十年代初）学位委员会，里面那么多老先生，各有专长，虽有恃才傲慢些的，但大多数人都非常敬业尽责，看材料都看到深夜。比如吴世昌，不但敬业，而且个性坦诚；朱东润也如此，他的话可信。

       5，冰心九十岁那年，曾对我说，她不如巴金有勇气，有时很痛苦。冰心去世，袁鹰写了篇纪念文章，有的地方被刊物删节了。

        6，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有刊物来向我约稿，大概觉得我还不是个“刺头”，可是对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东西仍要逐句审查。希望对作家、知识分子要信任，不要不放心。

        7，文联五十周年，去的人不多，我是最年长的。某些人净是“歌德”，没有讲一点教训，五十年中,好多是整人的。对人还是厚道些好。只周巍峙说了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8，中文系有个研究生论文写施蛰存,成了“小哈佛”（指被哈佛大学录取），人们羡慕不已。其实哈佛搞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从台湾过去，鲁迅批评过施蛰存，他们对施感兴趣。选文选人有自己的角度。当然，施蛰存应当研究,论文写得不错是好事。

       两个小时所涉及的话题远不止这些，每个话题我忘记的也比记得的多得多。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实话直说，毫不避忌的那种松弛感和与谈话对象的平等感。
         也许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静心的倾听者，有助于形成此类漫谈的氛围。八十年代初,他还会问起我有关周扬、默涵、水拍的事情，因为我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一个时期，“文革”中我不在师大,师大的有些“革命左派”却也不曾饶过我这个“阎王殿”里的“小鬼”。我从来不曾问起过钟先生”文革”及以往运动中的遭际，我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态和对过往的超越。他有时还会忆及早年在中山大学、在广州的生活，提到乔冠华、臧克家、姚雪垠等同他相熟相识的人，既有评点亦有感慨，听他谈话如同翻读一本人生的大书，可以从里面感悟点什么。

                                                                  二
        先生很少问及我的工作和学业，大约他觉得我是个尚称勤勉和安分的人。关于红学,有一件事使他颇感欣慰，那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梦溪编选上中下卷一套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中收入了钟先生《近期进步思想与红学》长篇论文。该文原载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全文二万字,附有详尽注释，当为先生此期的一篇力作。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批评主要是红学评论上的表现作出了很有深度的论述和分析。他不止就事论事地评介当时那些红学的著作和流派，而是着重阐明其产生的深刻背景，如说“对《红楼梦》真正民族主义观点的产生,主要当在中法战争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形势更危急，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出衰败景象，国内不满或反对清廷愤恨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潮正汹涌澎湃。这时候，这种观点的应用就纷纷起来了。到后来,还有人写了专著。”以此来使人们明了唐易庵特别是蔡元培著作产生和风行的缘由。对其局限也有很精辟的分析,他举出著名的卢梭的《民约论》作为例子，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柱石，而且二百多年来差不多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圣经。但是，从科学上看,那种国家起源于人民契约的理论,并不是怎样有历史事实依据的。”可见“政治的意义和科学的意义的统一”固然是对学术的要求，但对于历史的遗产则不能苛求。“这种学术史上比较复杂的事实,我们必须细心分析和慎重判断”。对索隐派这种近代民族主义观点的红学,也应作如是观。即在40年后的今天，先生这一论著依然具有历史弥新的价值,可以窥见其深湛学养和开阔视界。

        梦溪收列此文,足见选家眼光。对他后来所主编的大型学术专刊《中国文化》，钟先生赞赏有加。近年每去先生时常询及梦溪，特别对他替先生捉刀为一位老先生文集作序之事，很感满意。

                                                                 三

        教书做学问，是先生一辈子全心倾注，身体力行的事业，以一个高龄的老人，还如此投入如此执着，真令人叹为观止。正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玩忽教职、沽名钓誉、假学术以营私的现象。九十年代之初的某一天下午，我在校园路遇先生散步，那时我家正好搬到丽泽11楼一层不久，便请先生顺路进来坐坐，这是他来我住所的唯一一次。记得那天先生坐的时间不短，情绪激动,似乎为了某些人不以事业为重，汲汲于一己私利，以至使许多想做能做的事到头来都做不成，令他十分失望和痛心。我听着不由得感到一丝悲凉，似乎体察到他不能歇肩、不能罢手，也有一部分不得已的原因。
        直到最近的一次,即2001年三月十六日我陪冯其庸先生去钟老家，为的是送冯先生的书画影展的请柬和纪念品，钟先生当即说他本心是很愿去看看的,然而正值“农忙季节”实在去不了。无奈地指了指旁边一叠叠论文。当时冯先生一下子也许了解不过来“忙季”核指，不过很快明白了这是说的高校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的“答辩”高潮，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潮水般涌来，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字，要看、要评。冯先生是尝过此中滋味，便理解地告辞了。本意是想让老人看看书画,散散心,既如此自然不应勉强。去年正是2001年,先生九十九岁了,还要如此劳碌，如此大工作量地拼搏，是不是有点超乎常情？我想，这是一种特例，一种空前绝后的历史的机缘；而就钟先生本人言之，他的敬业、他的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命，或说学术之火点亮了他的生命之灯，则是确确实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奇迹，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一个学人。

                                                                 四
        有《如梦令》二首赞钟老，在学术传诵，是中文系赵仁珪教授的杰作，其词曰：
    “常见校园清晓，一叟神扬步矫。借问是何人，如此神仙仪表？记了，记了，此即敬文钟老。”
        “我亦久闻钟老，早是一级国宝。提起民俗学，谁不倾心拜倒？尚少，尚少，还有诗文更好。”

       第二首讲钟老学问兼创作家的成就，赵老师对先生诗作很有研究,我是门外。这里只想提一件事,就是钟先生对诗人任洪渊的肯定和赞赏。任洪渊是中文系教师,昔年与我同届。五、六十年代做学生时，他的才华尚未展露，是属于积蕴深厚大器晚成的那种。八十年代以来，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和诗论,钦佩惊喜之余，深感“诗有别材”，我们一般人下点苯功夫教教书做点小学问还可以,诗却属于有天才和悟性的人。当教授的不一定能当诗人，更何况是诗人兼教授。有一次听钟先生说起,系里教师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只有两人,就是先生自己和任洪渊。可是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兼学者在评教授职称时屡遭障碍,因“名额有限”而被卡住,使人大惑不解。身在中文系德高望重的钟先生感到深深的遗憾。
        上引《如梦令》的第一首则完全是传神写实，外子黄安年执教于北师大历史系，有晨练的习惯，他在清晓的校园里遇见钟老的机率颇高，可算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常见老先生拿着一根手杖挥动自如，并不倚柱，时而停下来问他：“小吕好吗？”“她还那么瘦吗？”“小吕的妈妈可好?”时而还惊讶地问‘小吕退了吗？” 当我得知老先生还在惦记，着实是很心感的。回想57年刚进北师大时，“反右”高潮刚过，也没有机会听先生讲课。63年我结婚的时候，按当时惯例，校系同事多赠杯碟等实用或纪念之物，唯独钟先生和夫人陈秋帆二老，送来一听“乐可福”，说，小吕这么瘦，还是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这件事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得，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长时间里我和钟先生既不在一个单位,又不在一个专业,自问并不能为先生做点什么,也就不愿多所干扰。只是偶尔去看望，或得了一样什么较难得的东西,自忖人微福薄，应当敬老,便首先想到钟先生。举例说,98年暮春,北京莱泰花卉中心开张，承友人厚意邀往参观,临别之际老总赠玫瑰一大抱(不是一束，而是用手臂弯合抱的一大捧)，归来已夜，次日清早即将此大抱玫瑰捧至钟先生家。老先生起得早,独自坐在书房里,我放下花就走,出来后心想忘了告诉先生将取养在水中,可多延时日；转念鲜花总是要萎的，心到就是了。总之，我很少刻意地依什么程式去拜望,往往是随机随缘地去坐一坐，甚至如这天清早这样去到一到。
        因此可以说,我不过是钟老圈边缘的一个后辈——我未曾在学术会议上、在学校讲坛上、或生日筵宴上见过钟老；我只是在这远远的、淡淡的交往中，我依旧感受到老人的人格魅力，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更加平朴本色的钟老。在我的心目中，钟先生虽阅尽人生，但不世故，甚至有点天真;虽历尽坎坷，却不消沉，反而更加执着和进取；我虽然只能在远处同他保持一种冲淡平朴的关系，却也可从中见出老人真醇的人生，感受一份长者的关切。

写于二00二年一月十三日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