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钱伟长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个月了，今天重发这篇旧文（原载《中国青年报》），旨在与大家一起进一步探索学术环境问题，这是目前我国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编前：2010年7月30日清晨6点20分，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辞世，享年98岁。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三钱”。随着钱伟长先生离世，“三钱”的最后一位也离开了我们，中国科技界正面临一个大师凋零的年代。

长期跟随在钱伟长先生身边工作的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特为本刊独家撰文，意在对钱伟长先生乃至“三钱”的大师之路作一番探寻，并尝试就当下人们关注的“钱学森之问”做一些初步回答。

家学渊源 名师熏陶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叔辈都是乡村教师。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仅上过中等师范学校，靠艰苦奋斗自学成才，毕生著述甚丰，多达76部（本），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称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四叔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投考高中时，由于数理基础差，钱伟长以末名进入四叔任教的苏州高中，在那里得到了钱穆、吕叔湘、陆侃舆、沈同洽等一代名师的指点。尤其是数学老师严晓帆让他每晚去教师宿舍为他额外补课，两人一起开夜车，从此钱伟长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而且是“六十年一贯制”。钱伟长先生生前曾说：“在苏州高中老师们的引导下，使我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启迪了我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钱伟长成才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8岁进了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他家境贫寒，幸好得到实业家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的资助，才圆了大学梦。

进清华后，他经历了大家知道的“弃文学理”的抉择，如愿进了物理系。如他在回忆中所说：“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中，得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当时物理系有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6位著名教授，不仅讲课动人，而且同时都刻苦努力在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实验研究工作，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系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来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学者玻尔、狄拉克、郎之万都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接触到世界上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在这批名师（特别是吴有训）耳提面命的教导下，钱伟长的学业突飞猛进。他经常从四五点学到晚上十一点（当然下午四点半一般在马约翰教授指导下参加体育活动），跟当时的数学系文员华罗庚比赛“谁是清华第一用功生”；他不仅学了物理系的所有课程，而且根据学校自由选科的原则，修完了数学系等系别的主干课程，在数理化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幸运的是，钱伟长进入清华之时，正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执掌校政，梅先生的坚持学术领先、优教优育、无为而治的办学理念给清华带来了十七年（含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钱伟长是受益者之一（紧随他的是钱三强等人）。正如钱伟长先生在《八十自述》中所说：“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的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学、物理、化学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傅承义等经常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可忘怀的六年。”

中西结合 学派真传

钱伟长成才的第二个里程碑是：28岁负笈西渡，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得到了当时最优秀的一个科学学派——哥廷根学派的真传。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吉（J．L．Synge）教授和冯·卡门（Th．von Karman）教授，哥廷根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他成为学术大师有关键性作用。

1940年9月，钱伟长与郭永怀、林家翘一起，来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成为该系主任辛吉的门生。半年后，他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多伦多大学办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郭、林二位转赴加州理工学院成为冯·卡门的博士生，而钱伟长当时的研究方向与辛吉完全一样，他们分别从宏观和细观角度探索弹性板壳的内禀统一理论，因此留下攻博。

辛吉认为，钱伟长的选题有前沿性，符合当时的迫切需求：随着飞机、火箭、大型结构物等的涌现，板壳构件变形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当时的板壳理论五花八门，缺少统一的形式与分类。于是师生间反复切磋。那时辛吉应邀将参与庆祝1941年的冯·卡门六十大寿，就让钱伟长以此为题，赶写一篇祝寿论文。钱伟长连开了一个月夜车，到1941年年初，论文定稿，编入冯·卡门祝寿文集。钱伟长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28人一起成为该文集的作者。钱伟长一举成名，大大增强了跻身于一流科学家之林的自信心。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和Synge，Infeld教授交往很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也多次和von Karman教授接触，他们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

1942年，钱伟长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并在创刊不久的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分三篇连续发表，成为后来一段时间的弹性力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之作。而后，钱伟长到冯·卡门处做博士后研究，更多地接受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熏陶。

1943年，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研究了薄壁柱体的变扭问题，两人多次讨论后，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变扭率扭转的论文。冯·卡门审阅后高兴地说，这是他署名的弹性力学论文中最富有经典味道的论文。钱伟长与冯·卡门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钱伟长说：“在这一晚的谈话中，使我充分理解了哥廷根学派的风格和追求，对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这里对哥廷根学派做一简单介绍。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4年，长期以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数学中心。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素有‘德国大学王子’称号的哥廷根大学，以倡导自由、独创的学风闻名于世。这种治学精神终于使它成为培育20世纪科学巨匠的摇篮。正是哥廷根的一批学生，为原子弹和空间时代奠定了基础。哥廷根学派创始人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应该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需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是哥廷根大学的一大改革。此后几十年，它对全世界大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多伦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在学术理念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他尤其懂得了哥廷根学派的基本特点——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结合，建立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他在这种氛围下逐渐成为大师，也把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带回了中国。

“三钱”之路 如出一辙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详细探寻“三钱”中的另外二位——钱学森和钱三强的成才之路。这里，只指出他们与钱伟长先生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有良好的成长环境。钱学森的父亲是教育家钱均夫；钱三强之父是著名国学家钱玄同；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懂得爱国当自强，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钱学森毕业于名校交通大学；而钱三强则是比钱伟长晚两届的清华物理系的高材生；他们的大学教育，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有欧美留学经历，在国外接受了名师指点，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而且在三十岁左右就建功立业，开始跻身于国际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因此，“三钱”成为大师决非偶然。

“三钱”都已远行，国人在悲恸之余，都在寻思：新的大师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钱学森之问”。

回顾钱伟长等大师的成才之路，我的感悟是：

——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诺贝尔奖不是靠拔苗助长规划出来的，大师是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必须通过优化成才环境，才可能有大师涌现；

——优化环境的头等要务是优化教育。人们都心存疑问，八十年前，我国的国力远不如现如今，为什么那时的清华、北大、交大（还有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大师来，现在反而不行了呢？上个世纪我国拥有大师级的教育家、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等，现在我们有吗？关键是我们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缺少高瞻远瞩的教育大师，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奢谈大师；

——优化教育的要务是给办教育者足够的自主权。毋庸讳言，八十年前的大学校长的自主权比现今大多了，他们有最高的人事权、财权和外事权，现在有吗？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由于当年的北洋政府剥夺了他做校长的自主权，愤而辞职。现在，上海大学尽管不是名校，但却是内地办得比较有章法的大学，就因为它的校长钱伟长比上海市长“名头”还大，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他能在上级的支持（有时是被迫支持）下，放开手脚地干，干得比一些名校还痛快；

——必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努力汲取我国古代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结合实际，为我所用。

还可以列举更多。在我看来，造就大师，首先要优化环境，为准大师的成长营造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地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三钱”。

(作者：戴世强，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0-8-3)

http://focus.news.163.com/10/0803/11/6D5J1FU600011SM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