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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已有 3670 次阅读 2011-3-17 19:16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评论(07-11)|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学术共同体, 实话实说, 学术批评丛稿, 学术书评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学术共同体版）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3月17日发布

[按:2011年3月15日，是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创办人杨玉圣著《学术共同体》在2010年12月出版,其中收录了笔者《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载456-4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143-149页。学术批评网2001年3月19日发表, 学术交流网2002年4月22日发布，现在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27日发布，黄安年的博/2010年9月28日重发。并写下如下按语：

近十年前的2001年，笔者在《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发表了“《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学术批评网和学术交流网先后发布，并加按语提到中央主管教育工作领导讲话说“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和纠正高校招生工作中存在的乱收费和行贿受贿问题，防止和纠正少数教师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

2008年1月27日这篇文章在黄安年的博客上发布。今天旧文重发时我们看到“少数教师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文章提到的四种精神:

“笔者认为，开展学术书评，需要有求索真理的精神、学术自由的精神、学术平等的精神和学术公正的精神。

求索真理的精神就是要在学术上做到实事求是，在学术评论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依据。实事求是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念念不忘的思想路线，但时下言行不一几乎处处可见，大话、空话、套话、“一言堂”话、甚至假话满天飞的现象，在学术界并不少见。学术是非评价不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的唯一标准，而掺杂各种非学术因素，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在一个高喊实事求是的社会里，不实事求是者得意、实事求是者吃亏的现象，使人们哭笑不得。笔者前些日子在美国期间偶尔从网上看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文献专业的网页上看到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言赫然网上，成了座右铭，胡适先生的一系列名言也在网上显著位置可见。这样的标新立异，不人云亦云，显然是需要魄力，也要冒风险的，因为它将引起人们对胡适先生的再评价，这不是一件坏事，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一定是“错误思潮”的沉渣泛起了。笔者以为，学术的健康发展，需要既有学术论著作者的求索真理精神，同时也需要有学术评论家的求真求实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学术自由的精神，指的是需要在学术领域中开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自由讨论，要力求排除学术评论中非学术因素，不断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学术无禁区，宣传守纪律，这是不言自明的。要求没有丝毫约束的“纯”学术自由，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学术讨论，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但学术不是也不绝等于政治，学术问题不能政治化。文革中的棍子和文革大批判遗风给学术界带来的浩劫和对“批判”名声的败坏，迄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无怪呼当有人领衔来批判错误思潮并被列为社科“九五规划”等重点项目选题时，很快使人联想到这些人又将在“大批判”中立新功了。笔者在《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中已经就学术问题政治化因素发表了见解，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营造学术自由的气氛，不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学术平等，指的是你有学术批评的自由权利，我也相应拥有学术反批评的自由权利。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不能只发表学术批评文章，而以各种形式压制反批评的文章。批评者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威自居。在学术上人人平等，没有学术权威和“小人物”之间的高低之分，不以职务、职称、学衔论学术见解之长短。但有些评论文章中我们还随时可见封某些人以著名学者之类的桂冠。这实际上是在学术上的不平等现象的隐性表现。我们看到像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这样的著名刊物在发表文章时根本不署作者的职称、职务和学衔，而只刊登作者的单位，这是一种学术平等的具体表现。因为学术评论的不是职称、职务、学衔和知名度而是学术本身，而学术平等是正常的学术评论的基本要素之一。

学术公正，这里指的是学术公正的法律保护，例如保护著作者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法律应当保护正常的学术批评活动，而不能允许学术上的诈骗行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学术问题的争议只能通过学术讨论，争鸣终究会越争越明，学术问题不应诉诸司法裁决，诉诸司法裁决来解决学术问题，只能把问题复杂化而使某些人把水搅浑，判断学术是非无疑是司法部门无力承担也承担不好的难题。在司法诉讼下，往往学术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非学术因素上升为主要地位，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变成了双方权和势的较量，从而既无助于学术问题的解决，又有背于法律公正的尊严。至于有人利用权势企图通过司法诉讼来掩饰其在学术上的欺诈恶行，这是特别值得那些执法人员警惕的。

在学术问题上没有裁判员，这一点应当特别小心。现在因为揭露学术上的欺诈行为而反遭司法诉讼的例子不是一个，《丛稿》中赞扬的伍铁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虽然恶人先告状最终没有得逞，但是给伍先生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是明显的。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67719

照片14张为笔者翻拍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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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94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玉圣先生的《美国历史散论》，四年后又出版了他的《学术批评丛稿》。这两本学术论集兼有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尤其是后一本着重于学术评论，两本书都贯穿了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学术事业发展的基石在于探索求实，学术批评的精髓在于唯实，学术工作者的基本德行和良知在于尊重史实、维护史实，讲真话实话，不讲假话和违心的话。杨玉圣先生的许多学术评论文章体现的正是这种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的学术批评正需要多一些实话实说、多一些实事求是、多一些求索真理。

一

我在《美国历史散论》序中，有一段就其书评部分而发的议论:“在国外，书评已经成为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历史杂志》为例,每期发表的书评都在150篇左右。在我国,书评工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应有的重视。热心书评的学者并不多。书评被认为是‘得罪人’的工作，甚至不被看作是学术论文，不被视为衡量学术水准的依据。在发表的书评中，真正有质量的还不很多，有的评论则多溢美之词，个别的几乎失真，达不到真正发展和繁荣学术的目的。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他力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实事求是，即好处说好，也不讳缺失。

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只要是与人为善，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辨是非，端正学风，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

《散论》正文集结35篇文章和书评全部涉及美国史和美国学领域的内容。杨玉圣在他的后记中坦言国内美国学评论现状存在着四忧(不少人对书评尚缺乏应有的尊重;认真写书评的人尚嫌不多;写书评容易得罪人;美国学评论的园地太少),他说:“若想在学术圈里作个‘恶人’或者‘歹人’，搞书评很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2] 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

《沉重的思考-评<移民与近代美国>》[3]一文发表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10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4]

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10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

《美国历史散论》一书中还收录了《从<美国史纲>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和《关于<美国史纲>的评论问题》两篇文章。前者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9年第2-3期上。该文对于一位享有盛誉的美国史权威的著作提出了心平气和的商榷意见，迄今看来所持的观点和例证言之有据，合情合理。

然而就是他的这篇和其他几篇有关评论《美国史纲》的文章却激怒了人们原来十分尊敬的这位权威，招致她及其家人的强烈抨击，著文指责杨文“以粗俗的语言”“进行全面的非难、嘲讽、指责、歪曲”，“向倡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作者“进行挑衅”，“是在直接抵制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合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自白，也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种巧妙的具体反映。”并说杨有“媚外思想”，“有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内部制造人为的莫须有的矛盾之嫌”[5]等等，显然这位权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给杨扣上一些莫须有的“政治帽子”。

为了答复这些无理指责，才有《关于<美国史纲>的评论问题》一文的发表。文章用史实说明了那位权威的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同时也使细心的人们通过比较能够清楚看到这位权威对别人言必称马列，而自己对待学术批评却那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笔者以为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平等的学术讨论来解决，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是于事无补的，学术问题更不能通过“告状”等行政干预方法来以势压人，那样只能把学术问题复杂化。[6]

笔者所写学术评论文章很少，一来自己水平有限，深感力不从心；二来感到评论文章众口难调，容易得罪人，既然惹不起总该躲得起。笔者所写的评论文章大都是应作者之邀而评的[7]。

本以为这应该是很保险的，然而事实却不然。令人十分寒心的事终于发生，我的一篇评论文章居然招来许多的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这位权威，在1987年主动邀我为她的《美国史纲》写评论文章，虽然我一再表示难以胜任，但在她一再坚持之下，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我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作并小心翼翼地评论权威的《史纲》，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翻看发表在《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的这篇书评，可以清晰地看出笔者的评论完全是善意的、出于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公心。[8]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事隔九年后,这位权威会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对我的评论的反批评文章。

该杂志应权威要求特别在刊出时说明“本文应作者要求，来稿照登，未加删改”。这篇“未加删改”的文章在开场白中故意避而不谈我的那篇评论文章是应她本人一再要求而写这一基本事实，却说什么：“物换星移，已九个年头；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考虑到在国内长期学术禁锢之后，需要有宽容的气氛；况且，学术问题的是非曲直也需要时间来检验。”这明白无误地表示她发表文章的时机是精心选择的，她以为那时的时机不到，而现在时机已到。她在文章中十分不满我对《史纲》相比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一书重要修改达100多处的评论，认为是往少里说了，是贬低了她的努力，指责这样的评论“是对作者、读者和学术交流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说不到她满意的程度就不高兴，以后谁还敢再评论她的大作呢？连她自己选中的评论者都会在不知什么时候给人来一刀，怎不令人心寒？）

文章说什么我的关于多样性统一是马克思对历史规律简要概括的见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扭曲”，“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而她在文章中的不扭曲的见解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完整的概括，其主要内容可以表述为：世界历史过程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等等（她的概括表述用三个分号来表示共100字，另外两个分号里分别叙述统一性和多样性，并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马克思的哪些文章，从而使人们搞不清楚此话是她讲的还是马克思所讲的。我引的马克思原话倒成了“理论的扭曲”，而她讲的类似意思的话既非概述又非马克思原话则成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还将我的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级阶段的发展”的见解扣上了什么“陷入了唯生产力论的窠臼”。[9]（对于唯生产力论之说，人们在文革中是十分耳熟的，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了？）如果人们认真地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对照邓小平理论和我们党的十五大文件，该怎样来检验她的立论呢？如果非要给人戴帽子的话，那么其见解又该戴顶什么帽子合适呢？当然我申明坚决反对将任何形式的帽子用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有一是一，有一不夸张为二、三，才是实事求是的做学问的态度。

二

我本以为，既然杨玉圣已经认识到写书评容易得罪人,以后该可以“安分”一点了，正可以集中精力于他的中国美国学和美国史研究了，他也意识到确实由于书评而“得罪”了人，在某些人眼里他甚至成了真的“恶人”，有时听人说起来“那个杨玉圣！”真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职称评定中，书评被看成和专著、专门论文不属于“一个档次”的成果，在学术职称提升时很少予以考虑，他自然也会吃亏的。这些“教训”难道他不要汲取吗？谁知他居然“对学术批评情有独钟”，这几年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不肯改悔”，他的学术评论领域居然从美国史和美国学扩大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从学术性评论扩大到对学术研究工作的点评以至学术“打假”，因而自然也可能会“得罪”更多的人了。

辽宁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6月出版的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一书,集结了他的50多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近几年的评论新作。和《散论》相比,《丛稿》通篇基本上是实话实说式评论,而且更加充满着“火药味”和“惹事生非、得罪人”之举。《丛稿》中的一些文章我已在《中华读书报》和有关学术刊物上拜读过,有的评论文章引来的指责也耳闻目睹，现在通读了他的《丛稿》,我不得为他的为求真坦言、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所折服。我不禁想起了历史上那些直笔的史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想起容国团的名言“人生几回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更难。从道理上说,谁都认同学术批评需要有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繁荣,但从现状来看,甘愿接连不断地冒“无畏”风险的评论者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实话实说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要在实践中贯彻这种精神绝非易事。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这种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的无畏精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投身于健康书评的洪流之中，在洗刷学术书评的污泥浊水过程中纯净我们的学术和学术书评事业。杨玉圣《丛稿》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

杨玉圣在《丛稿》自序中写道:“在这些文章中，有一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即企图独立言行，实话实说。”他敬佩鲁迅先生压不弯的脊梁精神，敬佩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勇气。他有感而发道：“路，既然选择了，哪怕再曲折、再艰难，也应该坚持走下去；即使摔跤，甚至栽了跟头，也要爬起来，继续跋涉。”[10]我以为,在前面不妨再加上一句话:“路本来是没有的，路是要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伍杰先生曾倡导批评性书评要有十不怕精神，“即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不怕困难、不怕吃亏、不怕落埋冤、不怕打官司、不怕别人给戴帽子。”[11]而杨玉圣的《丛稿》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我以为，在学术界像杨玉圣这样的评论者的坚韧不拔、不畏艰险、实事求是、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的书评中的某些学术观点，我并不都认同，某些措辞也值得商榷，某些例证可能还会引起相悖的议论,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不是学术裁判员而是学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在我们学术界要多一些像杨玉圣那样的求索真理、实话实说、纯洁学术空气的排头兵，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后来人。

在《丛稿》有关美国史、美国学的一组评论文章中,杨玉圣对台湾李本京、于子桥教授著的《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中的不实之处和以意识形态划线提出了批评意见,文中还以近四页的篇幅列出了正误比较表。[12]

在评论张友伦教授《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一文时，又直言该文中的不足，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的主张：“应从纯学术建设的基点出发，将有关的学术现象和对象加以历史的考察,无论是人、书、事或其他方方面面，均应力求戒除感情因素、人际关系或其他功利企图的干扰。”“学术史虽以学术为取向，但也不排除抑恶扬善的道德立场。对学术历程的曲折甚至个别人的不道德行径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同样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甚至连博士学位论文也存在此类丑闻的现象，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排拒。”[13]

在《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抵拒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坚决根治学术中的腐败现象。目前最要紧的是应大张旗鼓地反对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开展‘学术质量万里行’活动，学术打假，净化学坛；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培植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唤回学术的良心和尊严、严谨的学风和文风；提倡和扶植严肃的学术书评，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尽量减少非学术因素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14]

《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一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评估，文章认学术评论、研究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真正的好书未必能够广而告之甚至胎死腹中,而一些不怎么样甚至乌七八糟的书却大行其道。”[15]

围绕已故罗荣渠教授学术思想的六篇评论文章,集中赞颂了罗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研究中的探索求实精神，称“罗荣渠先生不愧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先锋，同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16]赞扬罗先生的《现代化新论》“洋溢着作者的创新意识,不落传统和西方的窠臼，力图融理论、历史和现实研究于一体，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实实在在地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17]文章系统阐述了罗先生一生苦苦求索、勇于创新的学术道路，赞扬“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他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一贯主张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于坚持真理，独树一帜。”[18]“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在上下求索中不断创新。这是罗先生留给我们的又一最可珍贵视的精神遗产。”[19]“正是他,靠不疲倦的思想和跋涉、顽强的求索与创新,为我们留下了《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等开山之作。”[20]

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论文章中，杨玉圣大声疾呼“学风文风建设问题则是今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命运悠关的关键的关键。”“近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令人极堪忧虑的非学术现象，如低水平重复、泡沫学术、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等。”“某些高校‘优秀教师’、‘业务骨干’、‘学术新秀’一再出现抄袭剽窃丑闻，更是难以洗刷、不可原谅的学界之耻。”[21]在《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一文中，他归纳当前学术“失范”现象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学术道德败坏”。[22]

他的好几篇文章是专门讨论学术打假的。《学术批评的精神》高度赞扬了伍铁平教授在《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所表现的勇于学术批评的精神，文章说：“他完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自己的纯学问，那样的话，他至少不会招来额外的是非或者惹起莫名其妙的官司。可是，这位这位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语言学家，偏偏不。在很多‘好好先生’热衷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之际，他义无反顾地拿起了学术批评这把手术刀，无情地解剖和透析，不妥协地抗争与呐喊”。“应该说，面对伍铁平，面对这部学术批评集，面对学术批评的精神，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中的许多人应当感到羞愧”。[23]杨玉圣和语言学界的正义学者支持伍铁平先生在语言学界批评徐德江、申小龙的打假行为无疑起到了以正压邪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学术界的打假斗争。

在《批评式书评与学风建设》一文中，他说：“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关于学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大约无论如何强调也是不过分的。”“可是，直面现实，我们依然不能乐观。因为真正写严肃书评的人并不多，不少所谓的‘书评’或者无关痛痒，或者肉麻兮兮，或者贫嘴无聊。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费力不讨好’。还有，书评写了，尚须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一向难乎其难。”24]

在一篇有关世界史学术评论文章中，他说“事实上，至少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界，‘老虎屁股’的确是‘摸不得’，那些‘大人物’、‘名人’照样‘压人’、照样‘欺人’。”[25]这些中肯的评论迄今仍有其现实针对性。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中,有一段有关时今学风问题的深刻描述:“学风和动机明显受制于社会时尚。正常搞科研，要出成果，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是动荡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一些人投机取巧，编造数据，提出无根据的怪诞论点，东抄西凑也能使论文正常发表，也能申请国家基金，也能获得各种名义的公开奖励，也能因此时来运转：升官、发财。”[26]何先生谈的是自然科学,但在社会科学界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时下,在一些学术研究领域浮夸不实之风、阿谀奉承之风相当盛行。例如某史学界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充满吹捧某学者“胸中自有一部世界史”等廉价的溢美之词，某全国性大报发表文章吹捧某些向高层领导讲授中外历史专题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学术论文的典范，不是实事求是地给予科学评价。

《丛稿》中有几篇是专门抨击目前博士论文中的抄袭丑闻以及防范对策的。评论尖锐地指出“现在的出版社，生杀予夺，当然有出书的自主权，但总不应该推出抄袭剽窃之作罢？再就有关的大学或研究生院来讲，博士帽子总不至于泛滥到非要戴到某些假冒伪劣之作的头上不可的地步罢？还有，人们也不能不纳闷，某些‘博导’是如何脚踏实地地‘传道、授业、解惑’的呢？当然，更叫人不解的是，某些博士候选人又为何非要把‘文抄公’的帽子也要戴到自己的头上不可呢？”[27]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杨达洲研究员曾不止一次对笔者谈及他的有关美国教育论述是怎样被一位社科院世界史所撰写美国史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所抄袭的，而抄袭者在北京某高校的代培指导教师却为抄袭者说情，博士导师则声称自己不了解情况，以示没有自己的责任。更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位说情者（“优秀中共党员”）居然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没有博士导师授予权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火速跳入该系另一个有博士授予权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一举取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总算过了把博导瘾，而本来是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指导工作的近四十年同窗教授却惨兮兮、活生生地被剥夺了本该到手的博导资格权。

杨玉圣在文章中指出对于博士论文抄袭案“具体处理时，不是不忍心下手，就是有人伸手相阻，特别是具体主事人往往受到接踵而至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有的人采取无原则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丑不可外扬’，因而，不但手软，而且心怯。”“还有的甚至为剽窃者张目，找出这样那样的歪理，而且‘振振有辞’，不以为耻。”“难道负责指导、培养博士生从事论文写作的‘博士生导师’就没有重要的责任吗？”[28]

在评论学术假冒伪劣产品借助于学术权力的滥用时，杨指出：“应该承认，‘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至少是学界假冒伪劣现象不能遏制、反倒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抄袭剽窃者本身即是实权派（如某著名大学副校长），自不在话下；有的抄袭剽窃者虽非实权派，但他背后却往往‘有背景’，即使‘人赃俱获’，也束手无策。现实情况是：即使是抄袭剽窃，但‘博士’帽照戴，‘教授’照当，‘博导’照做，做起‘领导’来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29]

杨玉圣还批评了对于抄袭剽窃现象采取“和事佬”的办事原则：“有的人本身是被抄袭剽窃者即受害人，但也无原则地当‘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某些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提供了屏障”。[30]“对于像抄袭剽窃这样的学术公害，除非同流合污者，人们在内心深处可能大都深痛恶绝之。但是具体到某一剽窃问题上，恐怕就不尽然了。比如，找各种各样的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或借口或人情或权力关系，为剽窃者的事发东窗加以辩解或推托，因而，当事人（剽窃者）依然如故，照样当教授、当领导等等，以至遗患无穷。究其原因，恐怕首要之一就在于有关机构、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无原则的‘和事佬’办事原则。”[31]

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表明，在铲除抄袭剽窃现象方面，实际上不只是抄袭剽窃者本人，还有有形无形保护这类腐败现象的关系网存在。如果不揭露和清楚这些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网，大概是难以清除抄袭剽窃现象的。这种抄袭剽窃现象随着网络化的发展，网上容易快速下载复制、各种学术信息的加速增长、学术信息管理未能有效规范和资源共享，以至不能及时发现抄袭剽窃现象，甚至可能出现有增无减的局面。

《丛稿》还就学术规范等问题发表了富有启迪的见解，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三

笔者认为，开展学术书评，需要有求索真理的精神、学术自由的精神、学术平等的精神和学术公正的精神。求索真理的精神就是要在学术上做到实事求是，在学术评论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依据。实事求是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念念不忘的思想路线，但时下言行不一几乎处处可见，大话、空话、套话、“一言堂”话、甚至假话满天飞的现象，在学术界并不少见。学术是非评价不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的唯一标准，而掺杂各种非学术因素，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笔者以为，开展好学术书评，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种精神以外,还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评数量亟待充实。和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相比，我们的书评数量亟待增加。这里不妨把美国权威的《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我国有影响的《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作一比较,可见其差距之大。

据我对于1992年秋季号至1999年冬季号共30期《美国历史杂志》(每年4期)统计,发表的文章共357篇,书评(含少量展评、影评和研究评论)共5120篇，平均每期文章11.9篇,评论171篇,评论为文章的14.3倍。这充分显示《美国历史杂志》中的评论部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美国研究》的同期统计(每年4期),共发表文章234篇,书评和综述共82篇,平均每期文章7.8篇,评论和综述为2.7篇,后者为文章的37.5%。《世界历史》从1992年第4期到1999年底(双月刊)统计,共发表文章646篇,书评和综述、新书介绍等共199篇,45期平均每期文章14.4篇,评论和综述、新书介绍等4.4篇,后者是前者的31%。据伍铁平教授提供的材料,世界著名的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几乎每期都有2/3的篇幅发表书评。[32]

显然评论在国内学术杂志中占有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我以为国内的报刊杂志固然需要注重学术书评的精品，但是没有相当的数量，谈何“精品”？大大充实书评的板块、栏目及书评的数量是强化书评力度的当务之急。

第二，书评队伍需要扩大。和书评数量相联系的是书评队伍需要扩大。整个说来书评队伍基本上集中在书评爱好者身身上，目前看来,基本上没有形成群众性的书评队伍和相应的专家书评队伍。除了特约书评者和个别专家书评外，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老面孔还只限于一些书评爱好者的圈子内，这种老面孔在某些刊物中尤其明显，似乎离开了这些“常委”，刊物就转不动了似的，老面孔有新套套还好说，遗憾的是往往老调重弹的多。

书评的质量和书评队伍的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书评队伍的局限无疑影响到书评整体质量的提高。有的书评者本身是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但这些学者的研究面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书评的内容超越他的研究领域做那些力不从心的评论,未免会使评论质量大受影响，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可能成为谬误。恕我坦言，我很担心那些各门学科都加以评论的博学“书评家”的文章质量。名为博士其实不“博”、博导既不“博”也不“导”的情况，并不少见。

重要的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吸引各行各业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到书评队伍中来。当然扩大群众性的书评队伍也是十分重要的。谈到书评队伍的扩大,我以为报刊编辑尤其需要扩大结识书评作者的队伍,因为书评的发表及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队伍的素质。此外，随着网网络化评论的迅速发展，急需将某些网民情绪化的评论引入健康的评论渠道。正如杨玉圣所说：“网络为学术讨论的大众化即网民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条件。”“与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相比，网上论坛卷入读书奖这样的严肃话题的学术讨论，已经在事实上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崭新的经验，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33]

第三,书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的书评质量，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说质量欠佳。商业广告性书评往往多于纯学术性书评；非专业书评多于学术性书评。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关系户书评。为了提高书评质量需要扩大学术性书评、专门家书评和非关系户书评、非“人情"书评。应当提倡由报刊编辑定期遴选书评人进行书评的方式，同时规定必要的监督机制,这样有利于避免关系户书评和“人情”书评的弊端。

第四，书评氛围应当改善。除了数量、质量和队伍三个问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倡一种良好的书评氛围。我以为要形成一个健康的和生动活泼的书评气氛，应该提倡书评要有利于学术争鸣与学术繁荣;有利于学术及书评队伍的团结和壮大;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通过书评过程应该形成一种朋友之间平等交谈的融洽气氛；作者、评者和编者之间无话不谈畅、所欲言和实事求是的气氛；学术同行之间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自由研讨气氛。在学术研究和书评中，切忌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与人为敌的大批判气氛；切忌以势压人、以学术和理论权威自居的学霸作风；切忌以人划线或阿谀奉承、借机吹捧或打击报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良学风。而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的书评不是坚持实事求是，而是根据什么风向、或什么框子来限制书评的话，有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书评不能见之于公众，而那些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或不实事求是的书评可以整版地刊登。

为了培育良好的书评氛围，除了作者队伍和书评队伍的学术道德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这里有一个编辑部和编辑把关问题,例如抄袭剽窃现象出现在某些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书刊上,出版社和杂志社负有什么重任呢?现在有些文章出现校对错漏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些是否全都是作者的责任呢?过去的论著至少要经作者两校，有的甚至应作者的要求三校，现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在多数情况下只给看一次校样有时甚至不给看校样，编辑只管校对作者的原稿，至于原稿中的引文则“文责自负”，难道某些重要的引文责任编辑不需在必要时查对一下吗？

笔者高兴地注意到《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等七家历史学学术刊物编辑部在1999年12月7日发表关于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条规定：“将在2000年内发布统一的历史学论文和刊载出版的技术规范，届时七刊物编辑部将提出统一的有关要求和规定。”[34]笔者不知论文是否包括书评、学术动态、新书介绍这些文章，恐怕还是用“文章”两字取代“论文”为妥。再者应对编辑规范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给作者看清样几篇，编辑对于某些校对等技术问题负有何等责任？

笔者注意到《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发表读者来信，强调“引文要准确学术要严肃”，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引起了笔者的高度重视，在今后撰文时应努力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但是笔者注意到该杂志编辑部本身对于该期的编辑校对上似乎也不大“准确“、“严肃”，因为该期目录页上就有明显的疏漏。例如在新书架栏目内“（111）《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12）《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简介”，其中（111）和（12）的页码正好颠倒，笔者确信这绝非作者的疏漏而是编辑的不精心所致。再说这两篇文章每篇不及1/3页，实际上起补白作用，而编辑在字体排版上与其他论文没有区别，很容易造成误导。

目前一些报刊和出版部门炒作包装之风太盛，毒害学术空气，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目前较普遍地存在一个奇怪的情况，即存在对于伪劣产品和制伪、制假作者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好像揭露了这类丑恶现象连同该单位和所在地也连带变成丑恶场所似的。显然如果不对这种不正当的保护加以制止和揭露，对保护不正当行为的领导不加以严肃查处，学术打假很可能是走走过场而已。

写于1998年6月28日，修改于2000年9月18日

注释

[1] 黄安年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所作的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2] 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序。第388-389页。

[3] 最初发表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总52-53期，1991年11月。收录在《美国历史散论》第26-43页。

[4]《美国历史散论》，1994年。

[5]《歪曲和指责，无益于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评杨玉圣同志〈读美国史纲〉（三）》《兰州学刊》1990年第3期。

[6] 请参见黄安年：《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载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

[7] 惟有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文章例外，是出于对提高普通教育的教材质量的关注和广大中学教师的困惑而写的，其中一篇《20世纪的现实与高中〈世界历史〉课本》发表在《历史教学》1994年第11，12期，另一篇《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例质疑引发的思考》，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7，8，9期上。这两篇文章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认同，但是却得罪了教材编写部门的某些人。人教社历史室的某些人化名任史实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评黄安年先生〈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一文---也谈“-130例”质疑引发的思考》，指责我不了解国情、不了解中学实际、把大学学术观点下载到中学等，并且给我扣上有什么“倾向”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