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以后还要怎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考

李 侠

        前几日，《科学新闻》记者王玲来信，谈到当下如火如荼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话题，并列出两个问题，请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两个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其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这么多年，为何成效不显著？其二，目前正在进行的三种改革模式前景如何？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到位，正好切中当下高等教育改革遭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由此也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兴趣，借机谈点个人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看法，权当抛砖引玉。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关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成因，一方面，整个社会从民间到官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表现不是很满意（舆论表现就是对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失望，以及高等教育日益行政化、功利化价值取向的不认同），这种指责近期以“钱学森之问”的形式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可以看做是作为社会集体意识的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急需高等教育提供相应的强力智力支持，而高等教育并没有完全满足整个社会的迫切需求，这种深层社会心理矛盾加剧了来自上下层面对于高等教育的质疑。客观地说，这是一件好事，说明高等教育的进步速度远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值，这相当于从外部对高等教育施加了一种无形的推力，有利于促进教育体制的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由隐性化转变为公开化，成为一个热点的公共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这是整个社会认识上的巨大进步：承认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往的改革成效不大的原因纵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先前的改革都是采用渐进式的修补性策略，而问题在于中国长期奉行的教育理念本身是有问题的，换言之，小改、小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积攒多年的老毛病。再者，改革成效不大也与主导者的境界、改革的自由度以及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这些因素的相互掣肘，导致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展迟缓，甚至举步维艰，好在教育改革的破冰之旅已经开始。

        至于当下正在实践中的三种教育改革模式，其后果的完全展现尚需时日，笔者可以谈一点自己的浅见。首先，以浙大为代表的教师分类改革模式，这种模式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它的优点是：一则，方便日常管理，二则，通过教育系统内的小分工实现效率的提高，同时充分开发教师的潜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教师分类改革需要一个完善、成熟的社会支撑条件，把教师分为科研型、教学型与服务型三类，首先，需要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三种身份是否是平等的，有没有歧视现象发生），其次，三种分类后，各类教师的前途与收益的变化是怎样的，能否达到每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科研型，其他两种形式无非是强化专项职能而已。由于中国科研经费总量的严重不足，截止2009年底我国的R&D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仅为1.5%，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这个局面短期内也很难有重大改变。而我国的R&D人员总量又是世界第二，这势必导致科研经费的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我国科技评审体制长期存在的明显不公平的痼疾，导致选择科研型的教师有很大的顾虑，毕竟未来这部分人的收入是与经费获得多少直接挂钩的，而经费的获得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选择这种类型是很有一些风险的，至少人文学学科类教师是不敢这样来选择的。由于以往的改革相应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导致改革的成本最后都转嫁到被改革者身上，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令国人心生犹豫。当下的现实是，很多大学教师对教育改革的前景远没有推行者那么乐观，因为曾经的所有改革都是变相地恶化教师的生存环境，甚至可以说，人们已经害怕这种所谓的改革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改革恐惧症，不论口号如何，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改革成本都是老百姓的，改革收益却不知道归属。如今的各类教育改革，功利主义倾向严重，任务指标层层加码，已经让教师很难从容地思考与工作，很有一些泰罗制的味道了，教师为了完成各种指标疲于奔命。虽然有如此多的顾虑与不安，我仍对这种改革方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毕竟这是大势所趋，只是希望在这次变革中，在改革的坡度上加入一些人性的关怀。对于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大学改革模式，我们佩服朱先生是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情节的理想主义者，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架构，筹建中的南方科大遭遇的阻力以及后面将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有些困难是朱先生与当地政府无法解决的，因此，在我看来朱先生的教育改革路径，前途不是很清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朱清时先生的改革，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未来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至于上海纽约大学，这种合作模式，与以往的合作办学相比有进步性，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办学自主权到底有多大？给予的权限范围，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空间。由于目前公开的资料有限，其目标设定与操作手段还不是很清晰，不过可以预计这种模式将是未来中国和西方高等教育进行实质性合作的一种新型模式。如果允许我选择，我个人更倾向于世界一流高校在中国独立办学（建立独立分校），这样就避免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本土文化中的一些腐蚀性因素对于高等教育的侵蚀，以往的合作办学，结果导致四不像原因也在于此。总之，上述三种高等教育改革尝试对于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真正的竞争，同时，这些不同风格的改革也宣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幕真正拉开。

        虽然上述三种高等教育改革模式的路径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创建一流大学。这点很有意思，颇有殊途同归的味道。上升到更高层面可以发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是把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关于一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使改革后的中国大学能够具备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其实，我们看到的一流更多地是人家某种综合能力的外化形式，而一流大学的精神理念，我们是无法看到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那种精神层面因素的支撑，大学是否还能有那种杰出的综合能力。清末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教训即在于：单纯的师夷之长技并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北洋水师的覆灭再次证明，光有一流的物理数据，并不能保证一流的能力。遗憾的是，我们的一流目标大多停留在器的层面而很少关注道的层面。客观地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大学不论是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是从科研产出来说，都已经初步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大学与人家相比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恰恰是少了的那点东西决定了大学的品格与差距。物理学家邢志忠教授曾在博文中说：引进了“海龟”不假，可是我们拥有一片蓝色的海洋吗？一些大学把改革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具体的教育单位，这样的目标看得见、摸得着，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把一流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总目标是否有些短视呢？一流以后又该怎样呢？维持一个大学永远先进的精神之源是什么？这样问题在当下是没有人愿意考虑的，我们已经被一流的目标彻底冲昏了头脑，基于这种认识，余下的文字里，笔者谈点教育改革的形而上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除了要加强对于最新科技知识的引进吸收以及培养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才外，还要给我们的高等教育补课，补上思想匮乏这一课。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培养公民意识。只有公民的土壤才能支撑科技之花长盛不衰。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它有多少高精尖科技，而在于它拥有雄厚的公民意识以及自由精神，有了这些，科技之果才会源源不断产生出来。反之，如果没有浓郁的公民意识，没有对真理、善良、美好、公平、正义、平等等理念的执着追求，谈何自由的精神？即便有几件创新产品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式的偶然之物。按照社会学家T.H.马歇尔的说法，构成公民权利的三大要素是：公民权利（包括个人自由）、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要通过高等教育来传达与提升的知识，大师与工匠的区别正在于此，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长期缺失的短板。这些思想的形成与扎根是一个缓慢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我相信真正的力量都是缓慢而持久的，我们需要耐心。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恰恰是大学的高贵所在。当所有这些土壤都培育好了，一流大学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少这些精神内容的支撑，即使未来我们做到了数据一流也会不可持续，将永远处于追赶的行列中，这是大学想象力匮乏的直观表现。

        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还要避免一种错误：用目的美好掩盖手段的残酷，正所谓“没有目的可以神化手段”。当手段与人的价值相契合的时候，我们也就解决了当下想象力与生产力的之间存在的差异。

2011-2-19日于南方，20日修改，21日再次校对

说明：本文发表在《科学新闻》2011（3），已经得到王玲老师的确认，谢谢王编辑的鼓励。呵呵，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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