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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间,也想创造,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想法,也享受不到乐趣呢

已有 4065 次阅读 2011-2-21 09:47 |个人分类: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费曼, 普林斯顿, 科学家, 研究所, 紧迫感

    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不论对着电脑、坐在图书馆,还是出去溜达;
    也有创造的欲望,不论是为名、为利,还是为了心中的理想;
    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想法,“一个星期憋出三字”?
    更不要说什么“好玩”、“乐趣”了。
 

    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翻开了《别闹了,费曼先生》,读到了他的答案,不禁汗颜。

 

    原文如下: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
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
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
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
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选拔进来,
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
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
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
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
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
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
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出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
这时教书就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
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
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
式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
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
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
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
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
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
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
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
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
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
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
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
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
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
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
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
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
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来讲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
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
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
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
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象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
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但一转念又思
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并且
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
间。我对司机说:“不要再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
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
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
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
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
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
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
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
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
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
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
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
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认为,由于我
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
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
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
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决定四出查找我
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问:“我的第一课是什么时间?
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那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
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
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
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
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是否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也睡在这个门
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
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
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
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
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
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
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加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
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象他
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
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
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个种类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
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
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
“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
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不久,大学里举办了一场舞会。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
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
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
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了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
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
——就这样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
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
究生?”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我曾研究过原子弹。”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
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
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
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
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
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
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
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
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
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
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
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除去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上些其他课程
——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
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微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
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
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
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
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
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
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
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得到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地方的邀请,答应给我高于
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我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
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
了,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不成!
我现在没有一点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
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
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
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
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
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透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
件工作。但是这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
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
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
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
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
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
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
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
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那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
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
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
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
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
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
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
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
情——不想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
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
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
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
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
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
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
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
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
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
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
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
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
以及推导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
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
“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
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
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
(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
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
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
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
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

教授的尊严
《爱开玩笑的科学家——费曼》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R·费曼/著,吴丹迪/等译
科学出版社,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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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汉江 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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