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为某网络百科写了一段文字：开始写作《春晚的文化学意义》，后来感到力度不够，索性改为《春晚的民俗化》：

    尽管对“春晚”存在各种争议，废除“春晚”的声音也不停息，实际上春晚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俗。每年除夕，全世界的华人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中央电视台春晚。除夕，国内公众大多数家庭在家收视春晚。春节期间，海外华人春节集会，播放中央电视台“春晚”或者它的录像，往往成为了一个必然节目。中央电视台“春晚”的一些语言性节目的话，往往成为新的一年的流行词，如“领导，冒号”，“不差钱”、“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也别相信***的嘴”等，发生文化引导。更重要的春晚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当年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和黄宏、严顺开的《难兄难弟》尽管被人批评有嘲笑农民工一面，但是正是这种善意嘲笑推动了农民对计划生育的思考，在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会被称为“吐鲁番”；事实上，进入1990年代，大多数农民选择少生孩子。中央电视台“春晚”还成为海峡两岸艺人同台表演，表达同胞情谊的一个舞台，它事实上承载了海峡两岸文化的交融和中国主体文化的传播功能。

    2000年后，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开始了举行春节文艺晚会，时间或者在大年初一，或者在除夕，海外华人集会，也有举行春节文艺演出的（不一定是晚上），这就说明“春晚”——春节的以喜庆为主题的综合性文艺演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发生了传播，并且出现本土化特征，根植在民众中，这就是民俗。

      我对春晚的这种评价，一定会获得一些人的反对，然而正是这种反对，说明他“春晚”民俗地位的存在。理由在于：第一、革新者总是要挑战民俗甚至对民俗深恶痛绝的，因为民俗障碍了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对他们形成了文化压力；第二、对民俗的批判往往因为民俗的文化辐射力而具有轰动效应使得某些投机者获得声名。“春晚”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文化力量。事实上，批判“春晚”的多数是富有阶层的人。在现代中国，富有阶层已经获得了某种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是那些喜欢过圣诞节的人。西化文化的追求对巩固这种地位有着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必然挑战民俗。例如，提出春节禁止放鞭炮的政协委员，就有一个简短的留学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经历（据自我介绍）。还有一些人甚至提出废除春节，例如某个经济学家提出废除春节，他的理由是担心春节后的“民工荒”，痛恨春运的乘车难导致民工离开企业早返回企业迟。完整地表现了他自己声称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

     什么是民俗，就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文化行为形式，而这种文化形式在开始一定是大众利益选择的结果，所以中国的富有阶级对春晚的批判和废除诉求必然持续，这意味着一场真正意义的阶级斗争，当然不是“四清”、“文化大革命”那种人整人的阶级斗争。顺便说一句，2011年“两会”一定有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政协委员的可能性最大，以沈阳春节火灾事件为例禁止燃放鞭炮，而不是提出严格执行建筑大楼装饰材料的防火标准。上海火灾、沈阳火灾都是因为表面装饰材料引起的。政协委员为什么会提？因为严格执行装饰材料标准伤害的是资本家利益。我盼望着人民代表会提出标准执行问题。

      民俗的存在至少在它形成初期是具有维护大众利益的或者反映公众社会、经济诉求的，不然就不会成为文化选择。在中国以外，“春晚”活动的民俗化已经表现出增进华人社会团结的特点，这种团结有助于维护作为当地少数民族人群的华人的利益。在中国大陆，春晚作为民俗的存在，必然会被要求成为维护公众利益，或者说或多或少反映公众的社会经济诉求。这点可以从春晚的“红人”看出。“春晚”相声演员，最早的红人是姜昆，可是他在1988年被牛群、冯巩超过了，因为那年牛群讲了个相声，“领导、冒号”。这个相声表达人们对社会上公款吃喝的愤懑。赵本山走红开始是他表达了一些农民的诉求，后来是他搞“忽悠”、“接着忽悠”序列，柔性地暴露“忽悠”的丑恶，它迎合了人们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欺骗行为特别是对领导同志说大话、不为群众办事的谴责心理。显然，正是这种为民众以某种柔性形式批评社会的特色促成“春晚”的民俗化，也因此公众越来越多地盼望增加语言类节目。然后，批判不是民俗的核心，保护公众利益才是民俗的真谛。为了这种保护，除了柔性的批评，还需要一些正面的信仰引导。在中国过去的春节民俗中，祭拜关帝、迎财神、迎灶君起到了一种通常维护公众利益、反映公众利益诉求的作用。总之，春晚要发展，就要以某种柔性批评、柔性榜样形式反映公众诉求。这里我强调柔性，就是反对把春晚变成批评或者感受现实社会的演出。必须清楚，春晚是一种娱乐形式，代替过去“社火”的娱乐化民俗，娱乐化民俗，就不能严肃化。

         2011年的春晚在反映公众诉求方面是比较令人满意，这是这种对公众诉求的反映，引起富有阶级的强烈反弹是必然的。

    尽管强化了大众诉求，我对2011年春晚仍然有不满，我的不满，除了在前一篇文章中说的节目缺少多元化，更担心的是它对“神马都是浮云”的媚俗。小品《“聪明”丈夫》的批评指向也偏离公众利益。也许我还站在一个清高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前面写过，清高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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