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电视中报道李娜在决赛后的发言和今天听李娜自己的发言，对比之下引发一些感想。

电视里说的是：李娜指着看台上的一位先生说，那位做包厢里穿黄衣服的是我的先生，不管他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不离开他。我当时有点蒙，因为前面谈到投资人和教练，我没有一下子转过来。今天听他本人用流利的英语说：那位穿黄色T-shirt的是我的丈夫，不管他是胖还是瘦，不管他是帅还是丑，我都爱他，和他在一起。对比之下，我感到李娜的语言更亲切。我不知道翻译为什么不直说丈夫和爱，也许中国人不在在大庭广众下，也许甚至在家里都不对对方说爱。而西方对妻子或丈夫说：我爱你，这是极普通和饱含深情的。李娜用着流利的英语，也许是在西方练球，习惯了西方人的表述，那么自然，真切，我看到她丈夫非常激动，满脸的幸福，身子晃动了一下。

再来说说我们这次花了大钱拍的中国形象，一个个在中国某些管理层眼中认为的名人，美女，英雄航天员们，可是对于西方百姓来讲是那么不亲切，感觉不到真正的人，人的自然感情。其实西方人正是想知道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不是活得自然，政府是不是看重人类自然的特性，而不是政治化的宣传。

中国当官的似乎习惯了严肃，什么都提到政治高度，语言严肃，似乎成了习惯，当然中国人在长期自己的生存习惯下形成的特点完全可以不同于西方，其实每个国家都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就拿意大利的贝氏总统来说，对浪漫的意大利人来说，可以认为是次要问题，美国人就不会允许自己的总统这样，克林顿的外遇不是受到媒体的空前抨击么？但是，美国人不会去拿贝氏去说事。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就要理解西方人。

我想起我在大亚湾工作时，那是1986年，周围很多法国人，我的中国同事很少与他们有真正的沟通，吃完午饭一个个在办公桌上躺下睡午觉，根本不理会自己办公室里的法国同事，他们看不惯我在休息和他们喝着咖啡时喜笑颜开，谈天说地，周末会到他们家里串门吃饭，他们对工作的意见背后嘀咕得多，而我对他们的意见是直说，哪怕争执的脸红耳赤（他们说我是透明的，不用猜，知道我关注什么），但是他们对的，在我理解后想尽办法支持，协助实施，和他们上班时的争执也绝不会影响在他们的晚会上与他们跳舞碰杯。于是，有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告到国务院，说我的屁股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一个中方的经理助理，主持很大一摊工作，上面正关注着大亚湾的情况，又是刚开放，于是有人到公司调查。幸亏合同处非常了解当时合同中双方的关系和责任，他们让我不要出面，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他们来对付。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两年后，总经理准备让我担任生产部的外方经理助理，找了些人听听他们对我的反应，当时有些人还说我屁股没坐正。总经理静静地听完后，想了想后说：她没有这个问题，也许只是处理问题急了些，之后，关照我，处理到人事问题，由他出面。1992年后，我回到北京工作，还不断与法国电力公司的某些领导有来往，我们见面，是熟人，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对他们熟识的女士，采用双下贴面礼，我做得极自然，有人就说我和某某人的关系不一般，真是很可笑，我只是回答：是，我们是好朋友。这些都过去了，改革开放很多年了，我遇到的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我把他写出来，说明我们真正走上世界，还是有相当的过程的。

这次，我在中美合作的博爱眼科接受了白内障手术，这个医院属于北京医保定点单位，但是我感受到的却是西方医院的服务。这里给病人的感觉就是周到和温暖，非常人性化的服务，这些人性化的服务首先是通过众多经过训练的护士来体现的，从接诊台的护士到陪诊的护士，我不想在这里仔细叙述，我只是感到，今天中央抓医改，就在看病贵、看病难上下功夫，当然，医生乱开药，多收费是要整治的，但是三甲公立医院的服务，医生护士的脸色，特别是护士的天使形象，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荡然无存（解放军医院好一些），服务的不细致，才容易出现医患关系。

我们向世界总想展示自己的强大，其实，世界人民更想看到的是中国的亲切和人性化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这里我没有说西方当局，他们当然有他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是我们的问题。